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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代盐法变迁之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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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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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无枵腹之忧也……胡马不窥于长城，无蹂躏之扰也”〔11〕。总之，实行开中纳粮制度，“商利而民亦利，国足而边亦足，称美善矣〔12〕”。从开中的地点主要在边防及内地军事重镇以及纳粮纳米粟等军事物资换取盐引的情形看，开中制度显而易见是为边政服务的，而事实也证明，这种旨在结合盐政与边政的作法在成化、弘治以前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开中制的成功也伴随着破坏。到成化、弘治时，开中制度在权贵势要及各色人等奏讨占窝、垄断开中、多支夹带、贩卖私盐的破坏下，基本上实行不下去了。而且政府亦推行户口食盐制，在相当程度上占去了中盐商人的销售市场和所能取得的货源，更加促使这一制度的难以为继。开中制度面临：召糴、报中、输纳、守支、取赢、市易等六难，“有此六难，正引盐课壅矣，而司计者因设余盐以佐之。余盐利厚，商固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部，虽岁入巨万，无益军需，”〔13〕“不以开边而以解部”就反映出明政府改变盐法的导向。正课壅积，直接影响到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14〕。而明代从宪宗成化以后，“内府供用日繁”，〔15〕“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16〕盐税锐减而开支增多，因而国库日渐枯竭。到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全国已陷入“民日贫，财日匮”的窘困局面。为解决财政赤字，明政府就打盐课的主意，起用叶淇，实行盐法变革，一改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而以食盐专卖为搜括财政的手段，从而使明代盐法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
以食盐专卖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在叶淇变法前是通过提高盐粮交换比例加重纳米数量来实现的，而在叶淇变法后是通过提高引价来实现的。叶淇变法的内容实即将本色（粮食）中盐变为纳折色（银两），这样明政府就可以通过提高引价来增加财政收入。开中纳米之初，每小引纳米一斗二升五合（粟二斗五升），值银一钱二分五厘，变法后每引纳银三四钱，以价值而论，即视国初米值增加一倍半至两倍多。当时的银价昂贵，米价又视国初大贱，如按一石粟值银二钱或一石米合银四钱计（一引纳米一斗二升五合合银五分），每引实收银三四钱，可合米七斗五升至一石，两相比较可增收米五倍至七倍。“粟贵征粟，粟贱征银”，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边防开发边疆，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增加帑银。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是明代盐法变迁的一大轨迹。
二
盐业专卖的变化：由官方卖到商专卖
食盐官专卖制在明代万历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以前，一直是政府控制盐业、搜括盐赋的手段。经过袁世振的变革，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盐业官专卖制，建立起盐业商专卖的制度，成为中国盐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代盐业官专卖表现在对盐业的生产、销售的严格控制、管理上。早在明太祖时，就设置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两浙都转运盐司、长芦河东二都转运盐使司及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山东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及灵州盐课提举司、四川茶盐都转运司、云南盐课提举司等。明成祖永乐五年九月又在交耻设盐课提举司，后因交耻丢失乃罢。都转运盐使司下管分司、批验所、盐场。都转运盐使司的长官为都转运使，盐课提举司的长官为提举。都转运盐使司、提举司为省级盐业经济的总领，其上司户部为中央领导机构，而盐课司、盐仓、批验所是盐业经济的基层单位，它直接控制和监督着灶户的生产和盐课的征收。这样，明代主要产盐场地都相应地设置了盐业管理机构，管理该地区盐业的产、供、销，这正是明代盐业官专卖的具体表现。
为了保证食盐官专卖制的实行，明政府对灶户有一套严格控制和监督的管理制度。如洪武初期，“沿海灶丁，以附近有丁产者充之，免其杂徭，给以草荡”。〔17〕灶户来源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民户中佥派的，如长芦运司，“明初创立盐法，设司于仓州，置场于近海，编户于州县。〔18〕河东运司，“明初于蒲、解等州县编审盐户八千五百八十五户”〔19〕。一旦沦为灶户，便要世代充任，不可随便脱籍。为了保证灶户的数目不致减少，政府对灶户定期清查佥补，如“山东旧例每十年编审，两分司官遍历各场，督率官攒佥报户丁，以三等九则办课。”〔20〕不仅如此，政府发给灶户的生产资料各有定数，规定灶丁的盐课各有定额。“国初立法，聚团公煎，丁荡有额，锅盘有数，盐斤有限。又置有稽煎、稽买、稽卖等簿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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