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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代盐法变迁之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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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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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斤，给陕西都司所属卫所支用；正统九年又纳布中盐，山东每引折纳棉布一匹运赴登州，备辽东支用，另外宣德时还有为官府运茶而支给盐引的。盐引成了与多种实物相联系的兑换券。不过，开中法就其经常的内容来说，还是着重于以盐易粮，其它的交换都是局部的、一时性的权宜措施。
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尽管是为边政服务的，并且粮入引出，引入盐出，不以货币为计价的尺度，而直接规定了粮盐之间的实物交换比率，可以避免通过货币作价时的商人虚估（高抬粮价）之弊，但它毕竟是经济交往中的一个较低层次，就其交换的多次转手而言还是比较麻烦的，商人为得盐引输粮物于边，而后转折回来，到盐场支盐，其间路途手遥远，坎坷荆棘，风餐露宿，备尝艰苦。如“中两淮盐，要输粟检粮到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等地。中两浙盐，要输边至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山西神池诸堡”，〔37〕其中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商人中盐时运费全由商人自己支付，就等于政府从中加了一层剥削。明人常常赞誉开中法：“国初召商中盐，量纳粮料实边，不烦转运而食自足，谓之飞换”，〔38〕只知“不烦转运”，却只字不言其运费出自商人。宣德九年二月，行在户部员外郎罗通奏：“今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士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至一石，……若商人一人纳米五百石，可当五百军所运，且行粮二百石”，〔39〕就非常明确具体地说明了商人往边塞输粮，其运费高达引价几倍的情况。这几倍的资金投入，限制了商人的经营规模的扩大，限制了盐业的发展。
余盐变为私盐进而私贩成风，一直是明政府最感头痛而又最为棘手的焦点问题。私盐盛行而法禁无所施，使正当商人多不愿开中官盐。“人得私贩，官盐沮坏，客商少中，无以济边用之急”。〔40〕为改变此种局面，明政府采用“余盐买补”的方法，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规定：“凡商无盐支给，听其买勤灶之盐，是为余盐之始。”〔41〕此后，在全国各盐区先后实行了余盐开禁，余盐成为私盐合法化。但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冲击下，此种方法仍然不能挽救开中纳案制度。因为余盐增多，官盐更加淤塞，客商中盐者愈少，开中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根本动摇了，必须改弦更张，开中折色制就在此种历史条件下登台亮相。
开中折色制就是将开中纳米粟变为以银解部，它始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42〕成化十九年两浙盐课也许折银，规定“每正盐一引，浙西场银七钱，浙东场银五钱。然未尝著为令也。”〔43〕直到弘治二年（1489年）灶课折银的办法推而广之，令两浙司所属场“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银”、“其折银则例，每一大引，浙西六钱，浙东四钱”。〔44〕与此同时，户部尚书李敏在大同开始实行纳粮折钯，他认为“山东、河南转饷至者，道远耗费，乃合计岁支外，悉令输银”〔45〕，“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46〕因此从李敏始，“北方二税皆折银”。〔47〕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就着手他的“开中折色”的改革。第二年明政府正式命令各地“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48〕规定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正式确立，也标志着盐业买卖中的银（币）物交换制的形成，这是明代盐法变迁的第三个轨迹。
正如李珂所言“叶淇变法改变了盐商资本的运动形式与周转速度。开中纳银以后，商人资本运动形式从银——粮——盐——银改变为银——盐——银，免去了购粮转输，长途跋涉对盐商的困累，从时空上大大缩小了盐商活动范围，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
也使商人节省了长途转输的运费，可以从中抽出一小部分加到引价上去，而且政府也增加了引价收入。开中纳银是封建政府针对盐商报中不前、盐货堆积不售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它适应了明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49〕为明后期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为清代的官盐商收商销即商专卖制的盐业制度奠下了基础。 注释：
〔1〕〔2〕〔4〕〔13〕〔37〕〔41〕〔48 〕《明史·食货志·盐法》。
〔3〕〔5〕〔6〕〔7〕〔8〕〔9〕〔23〕〔24〕〔25〕〔28 〕〔29〕〔43〕《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椎考·盐铁》。
〔10〕刘应秋：《盐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一。
〔11〕叶向高：《屯政考》，又《四夷考》卷八。
〔12〕李廷机：《盐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14〕〔30〕《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两淮盐政疏理成编·附户部题行十议疏》。
〔15〕《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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