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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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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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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於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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