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后，仍然存在着现钱支付严重困难的问题。“自皇佑二年改用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不能支入中之费，尝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寝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则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例如，当时“河北入中军粮，京师给还缗钱、绸绢，商人以算请，久未能得，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14]
或问：茶盐等禁榷利润不是向来就主要表现为货币收入吗？既然折中法、三说法有虚估之弊，使宋政府的财政货币收入大受影响，为什么就不能在禁榷制度上完全实行见钱法，“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15] 使榷利首先形成货币收入呢？答案或许是，宋政府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除了商人的抵制外，禁榷制度本身的痼疾也使榷货流通常常梗阻不畅，难以迅速及时地转化为财政收入。以茶为例，北宋中期以前，凡是茶法与沿边入中切断联系的时候，几乎都会发生官府茶场严重积压的问题。宋初的情况已如前引刘式的奏言所述。天圣元年李谘的入中见钱法、榷茶贴射法“行之期年，……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16] 天圣三年孙 建议废除见钱法、恢复三说法的奏议中也说：“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17] 不独茶，盐也是如此。景佑三年，李谘再行见钱法之后，事隔四年，即康定元年十二月，欧阳修在其著名的《通进司上书》中说：
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茶自变法以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
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已详之矣，今诚能复之，
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解池之盐，积若山阜，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
之。先为令曰：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矣。夫茶者生于山而无穷，盐者
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贵者，以能为国资钱币
尔。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18]
欧阳修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政府控制了茶盐货源之后，又积压着卖不出去，使其禁榷利润无法完全实现，必然严重制约着财政货币收入的增加。在军需亟急的巨大压力下，与其坐等销售茶盐的财政收入，倒不如直接拿它们来换取粮草更简单省事、更有效率。
事实上，折中法和三说法用榷货换粮草，虽然有严重的虚估之弊，使宋政府损失了巨额的禁榷利润，对宋政府而言却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其一，用茶盐香药等榷货偿付入中，由于在粮草和榷货折换的中间环节不再出现或较少出现货币这一中介物，使宋政府货币短缺财政拮据的窘况有所缓解。孙长卿就说：“本祖宗榷茶，盖将备二边之籴，且不出都内钱，公私为便”。[19] 其二，禁榷制度支持的入中使边地“切于馈饷”的状况明显改观，缓和了粮草供应的紧张局面，有利于巩固北宋边防。其三，减少了宋政府财赋调拨运输的开支，提高了周转效率。如宋高宗说：“祖宗茶盐之法，纳粟于边，请钞于京，公私皆便。不惟边面可实，而又免转输之劳”。[20] 其四，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交换解决军需的供应及运输问题，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边防军需的运输，如果完全采取行政调拨的方式，势必加重农民的劳役负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阶级矛盾。如雍熙三年，宋太宗大举攻辽，赵普说：“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邓州）约共出十万贯钱，乃可运二万硕粮至莫州。典桑卖牛，十闻六七，亦有鬻男女、弃性命者”。[21] 淳化五年，柳开知分 州时，见州县“调民送军储环州，岁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而转运司复督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且曰：力所不逮，愿就死矣。……今农蚕方作，再运已劳，老幼疲弊，畜乘困竭”。[22] 后来通过入中制度的调节，这种现象有所减少。“募人入粟塞下，给以池盐，商嗜其利，而农得以休”。[23] 此外，用茶盐换粮草既是财政的一种变通形式，更可以说是宋政府组织的跨地域、跨时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它把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粮食、茶、盐等几大主要商品皆囊括其中，在宋政府的主持、操纵下交换运转起来，对于商品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宋代市籴制度的独到之处，也是宋代商品流通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点，在下一章集中论述。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宋政府从维持统治的大局出发，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任了三说法虚估之弊及其造成的榷利流失。天圣七年，有“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宋仁宗征询三司使寇 咸的意见，寇 咸说：“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宋仁宗深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