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意。[24]
也正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宋政府必须固守禁榷制度，强化对榷货生产流通的干预控制。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诏令凡违犯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谏官余靖闻而大怒，当即上书道：“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结果，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25]
然而，封建国家容任榷利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同时禁榷制度的积弊陈疴也有必要加以改革。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北部沿边的大规模战争暂告宁息，军需供应已不像战时那样数额浩繁急如星火，这为宋政府整顿入中、禁榷制度提供了时机。庆历八年，范祥改革解盐榷法，废止官般官卖，实行钞盐制。商人在陕西、河东入中粮草官府付给现钱（主要是当地流通的铁钱），商人再用现钱购买盐钞到解池换盐。尽管入中仍然最终仰仗解盐支持[26]， 但入中与解盐切断了直接的联系，变成了间接的关系。又由于解盐钞法的成功，减少了中央财政向陕西、河东的货币支出，使京师府库的货币积累逐渐充实。如包拯说，范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27] 这期间，北宋的财政货币收入增加到4500余万贯，比至道三年的2224万贯翻了一番。这不仅为薛向在河北推行入中见钱法创造了条件，也为茶法一度废除禁榷、实行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商之法创造了条件。入中见钱法在几经摇摆更替之后，终于稳定下来，成为此后军需供应的主要方式。
以至和二年薛向在河北推行见钱法为界，宋代军需粮草供应制度的演变过程可分成两个阶段：此前主要用茶、盐、香药、矾等禁榷物资折偿，此后主要用货币支付。前一种形式明显地带有过渡性，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过渡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军事后勤供应方式，从实物（粮草等的）行政调拨过渡到粮草与茶盐香药等榷货的实物交换，再过渡到货币交换，这个过程既是禁榷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封建国家的财政分配制度逐步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过程。
宋代的军需物资中除了粮草之外，战马的供应也主要依靠榷茶制度。在古代，战马是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军事装备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宋朝统治区内却产马很少，主要向西北的吐蕃、羌族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购买。与西北少数民族开展的茶马贸易早在唐代就开始了，但那时买马所用之物主要是绢，茶的比例很小，且不经常。宋代的茶马贸易始于宋太宗时，太平兴国八年，鉴于以往用铜钱买马运输困难，铜钱又非“戎人”所欲之物，往往销铸为器，规定“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28] 宋神宗时，王韶开西边，占领了熙河地区，北与回鹘相通，西与青海吐蕃相接，为购买战马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但马的来源虽多，买马之物特别是茶却严重不足。“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29] 正是在急需战马的背景下，宋政府于熙宁七年在就近的四川地区实行榷茶，并对西北茶叶市场实行了官营垄断，设卖茶场和买马场若干处。在最初阶段，宋朝买马，仍然是茶、绢、银并用，而“蕃部所欲，大抵惟茶为急，自来将马中官，请到折价银、绢等，只是将三二分归蕃，其余往往却赴茶场，博买茶货”。[30] 元丰四年后，宋朝主要用茶易马。北宋时，在西北通过茶马贸易得到的战马每年有15000～20000匹。所用茶在元丰年间每年约15000驮（每驮100斤），宋徽宗时增至50000驮。[31] 在西南地区，开展茶马贸易的中心是黎州和雅州。黎州每年的买马数是四五千匹，用茶200余万斤。南宋时，西北地区陷落，茶马贸易主要在西南进行。建立在榷茶制度之上的大规模茶马贸易，不仅对改善宋军的战马装备发挥了巨大作用，也适用了周边少数民族商品交换的实际需要。这项制度延续到明清时期，对加强少数民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禁榷制度与财政货币化的关系
前面说过，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代，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结构在价值构成和部门构成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实物收入的比例逐步缩小，货币收入的比重愈益增大；直接来自农业部门的收入相对减少，来自工商业部门的收入明显增多。这两个变化既是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工商业经济取得结构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全部的货币财政收入当中，来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