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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榷专卖的收入占了大头，而且比重越来越大。
表2 宋代盐、酒、茶利占货币财政收入比重表（单位：万贯）[32]
时期 货币总收入 盐利 ‚酒利 ƒ茶利 ＋‚＋ƒ 比重（％）
至道年间 2224 300 185 285 770 34·62
天禧末年 2653 300 896 330 1526 57·52
治平年间 4400 1156 1286 117 2559 58·16
熙宁年间 5060 1200 1310 － － －
绍兴末年 8000 2100 1400 270 3770 47·13
乾道末年 7000 3000 1332 420 4752 67·89
从表5～7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
禁榷制度构成了宋代财政货币化的重要支柱，宋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欧阳修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33] 宋贶说：“国家岁用至广，两税之外，仰给于鹾茗者为多”。[34] 宋高宗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35] 陈从古说：“国家利源，鹾茗居半”。[36] 在宋代，禁榷制度对于维持封建统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到南宋后期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37] 徐鹿卿说：“粮也、楮也，皆视盐以为轻重者。一二年之籴本粗足者以盐也，一二年之造楮粗省者以盐也”。[38] 诚如叶适所言：宋朝是“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南宋时更是“舍茶盐则无以立国”。[39] 如果说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宋政府财政收支的货币化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那么巨额的榷利收入则为财政货币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通过禁榷制度表现出的工商业间接税与农业直接税的关系
表面上看，禁榷专卖收入主要是通过剥削榷货生产者特别是分割商人的利润而获得的。在这项制度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尤以国家与商人的矛盾表现得最为尖锐突出。这种现象使当时的许多人认为禁榷不过是与商分利，影响的只是商业，不仅对农民毫无损害，而且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办法。典型的言论如范仲淹所说：
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
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40]
这种现象还使现在的一些研究者们得出了与范仲淹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禁榷专卖制度是封建国家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打击剥夺的目标主要是商人，钳制的领域主要是商业。典型的言论如傅筑夫先生将之称为“抑商政策的支柱之一”。“禁榷制度实现了抑商政策的预期目的。抑商政策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提出来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关系免受或少受商品经济的扰乱而推行的，不管具体的措施是什么，都是为了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上设置障碍，以窒息它的发展动力，缩小它的活动范围，最终的结果是使它不能发展”。[41]
禁榷专卖制度对于工商业经济正常发展所造成的危害的确很严重，这项制度也的确有打击商人的目的。但问题绝不单单这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禁榷收入的增加绝不意味着对农业盘剥的减轻。杨万里就说：
今之财赋，有地基茗课之征，有商贾关市之征，有鼓铸、榷酤之入，有鬻爵度僧
之入，犹曰非取于农民也。而取于农民者，其目亦不少矣。……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
又几倍于汉唐之制乎！[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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