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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本司以无圣旨，难议供报，然恐其别有申陈。诏：籴本钱系朝廷赐，不得一例起发”。[25] 虽然朝廷拨付的籴本钱有时存在着不能足额到位的问题，但由于东南诸路征敛的漕粮也常常不能及时足额地供纳，发运司每年漕运上供的600余万石漕粮主要是靠朝廷所拨的籴本钱购买应付的。朝廷拨给一定数额的籴本钱，增大了漕粮的市籴量，在保障朝廷漕粮之需的同时，还对调节汴京的民间粮食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熙宁三年六月，“诏京师仓储已丰，比闻民间米价稍贵，可发淮南上供新米，令酌中估价，遣官分诣诸市，置场出粜，以平物价”。[26] 宋徽宗初年的一道诏书中也说：“元丰中，以次补拨发运及千万，军储充足，国用富实”。[27]
均输法还在实行过程中有所完善，这就是熙宁末年，沈括担任权三司使期间，仿效刘晏之法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籴买价格、数量体系，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云：“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即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即籴第二数，乃即驰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28] 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29]
江淮发运司还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依朝廷所需将上供物资进行了灵活的品种调节。熙宁三年八月，权三司使吴充上奏：“三路屯聚士马，费用不赀。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三二百万，以共便籴，非次应副不在其数；陕西近年出左藏库及内帑钱、银、绸、绢数百万计；河东岁支上京钞不少。当无事之时，常苦不足。乞自明年岁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委发运使于东南六路变易轻货二百万缗。五年外，漕米如旧，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致三路封桩，宽为期限，与民变转见钱，兼令商人入粟，优给物货，委提点刑狱司主管，仍以三司封桩平籴备边钱斛为目”。针对吴充的建议，朝廷上进行了专门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按吴充所说的把发运司掌握的200万石漕粮在东南就地出卖，再买成“轻货”。这样做因为牵涉的商品量过大，对东南市场会形成不小的冲击，如王安石就说：“今必欲变二百万石米，则米必陡贱；必欲置二百万贯轻货，则货必陡贵矣”。二是宋神宗主张的把漕粮运到汴京出卖。这样做既不经济，对汴京市场的冲击也不会小。三是王安石主张的“令发运司度诸路有米贵处折钱或变为轻货乃便也”，也就是在东南米价贵的地方不再征敛粮食而折成钱或“轻货”交纳。这显然是与均输法的原则办法相一致的。最后朝廷令吴充按王安石的意见办理。[30]
熙丰年间，均输法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折钱过重、钱米并征和折钱不均三个方面。大凡歉收米贵之际，政府不征米改征钱，如果按丰收米贱地区的粮价折钱，对减轻农民负担是有利的。但有时官府折征的钱数比当地的市场价格都高出不少，就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据吕公著说：“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以来，转移司和籴，每斗五十以来。所有人户合纳苗米，却令纳一色见钱，每斗九十以来，比市价增及一倍，比和籴价亦增四十有余”。[31] 后两种问题也出现在江西。元丰元年，“初，有旨听发运司据逐路未运粮百万硕折变见钱。至是，江南转运司诉以年额转漕已足，兼令于六路均出。今发运司独令本路折变六十万硕，又别遣官起本路见钱，靡有孑遗”。[32] 此外，元丰后期还出现了发运司把正常经费的籴本冒充“羡余”献给皇帝的恶劣现象。当时“发运使多献羡余以希恩宠”，而所谓“羡余”，据制置发运副使卢秉说：发运使“职在董督六路财赋，以时上之，安得羡？今称羡者，率正数也”。[33] 籴本一旦减少，漕粮收购也就必然萎缩。此外，一开始就对均输法持反对意见的苏辙，又于元佑元年三月八日上奏说：“顷者，发运司以钱一百万贯为粜籴之本，每岁于淮南侧近趁贱籴米。而诸路转运司上供米至发运司者，岁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违限不至，则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之，而取直于转运司，几倍本路实价。转运司米虽至，而出限一日，辄不得充数。江、湖诸路自来皆系出米地分，而难得见钱。旧日官岁籴米，钱散于民，故农不大伤，无钱荒之弊。今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供，而责钱于诸路；诸路米无所售，而敛钱以偿发运司，则钱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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