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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便籴制度的营运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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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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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钞、银、钱、物帛，一岁约支一千万贯以上！”[6]
二、 便籴有高额的“虚估”之利
宋政府便籴粮草时，用交引支付的购买价格是由“实估”和“虚估”两部分构成的。所谓“实估”，又称“本价”、“实钱”、“实直”等，大致相当于粮草的实际市场售价。高于市价的部分叫做“虚估”，又称“加抬”、“加饶”等。“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于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边地市估之外，别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须，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随所饶益”[7] 。这段材料说的是宋太宗雍熙年间至宋真宗景德初年的情况，其中的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以及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者，属于实估；而“倍之为二千”、“加给百千”者减去实估，就是虚估了。
便籴粮草之所以出现虚估，首先是这种购买方式本身的需要。便籴属于延期异地付款的赊买，从交货到取款，距离远、时间长、交引批转手续多、交通费用大，与现钱交易相比，资本周转慢、交易成本高。这个特点决定了便籴支付的价格必须比市价高些，否则入中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便籴制度就无法维持。因此虚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其包含的一部分价格应是名虚实不虚的应付价。其次，供求状况决定了虚估居高不下。宋朝为抵御辽夏，在北部沿边长期布防重兵，形成了庞大而又集中的消费需求。军需粮草的供应办法，除了当地赋税收入、附近地区的“支移”、以及行政调拨之外，主要仰仗购买。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三司使程琳奏称：“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8] 。此时河北方面已与契丹和好罢兵，陕西方面与西夏更加激烈的战争尚未展开，而河北军需的7/10、陕西的1/2已靠购买解决。康定年间，宋夏战争爆发后，朝廷调发京东、京西等凡十一路之兵增援前线，全国军队的半数左右集聚三路沿边。粮草的购买量也随之剧增。庆历七年（1047），三司使张方平说：“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9] 。到嘉佑年间，河北“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10] 。购买量占了近90％。“盖沿边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贩去中官”[11] 。国境线一带的军饷粮草则是100％依靠购买。需求量日益增大，加重了市场供给压力，从根本上推动了价格上涨。第三，商人、地主趁边防军需“切于所须”之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加剧了虚估高涨。马端临说：“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12] 。欧阳修更形象地描述：“沿边军储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敷。……兼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13] 。商人、地主手中握有粮草，主宰卖方市场，也就控制了价格主动权。第四，购买与结算的脱节及政府购买机构间的竞争，助长了虚估高涨。在便籴制度之下，购买粮草及签发交引等由沿边地区的转运司、州县等部门负责，而交引的结算兑现等由京师榷货务及相关的内地州军、茶盐场务负责。业务分工和考核标准的不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使得沿边的购买部门为在规定的期限数量内完成任务，往往“不吝南货”，置其他部门的结算兑现能力于不顾。天圣五年（1027），“三司言：陕西十一州军本处官员、使臣等，将收籴、博籴、便籴纳到粮草，衮合为数，乞行酬赏。省司勘会：其收籴、博籴粮草数少，便籴数多。详酌，盖是监籴官员、使臣不切用心趁时收、博，致过时却就贵价入便”[14] 。负责购买的官员们之所以乐于多用延期异地付款的便籴、少用当场付款的收籴、博籴，主要原因就在于便籴有虚估的吸引力、容易完成粮草收购任务。为完成任务，负责购买的各机构之间还从部门利益出发竞相加价。宋哲宗时，河北措置籴便司和转运司这两大机构同时在赵州开展便籴，前者“每一十贯加饶钱三百文”，后者“每一十贯加饶钱七百文。加饶不同，便钱斛斗价亦高下不一”[15] 。
于是，宋政府的购买机构为了获得足够的入中粮草，必须多给交引、高予虚估；交引发行越多，结算机构就越无力及时兑现，势必导致交引的票面价格缩水而向实际价值回归，最终挫伤入中者的积极性；而一旦入中减少影响了军需，购买机构只能更进一步加大虚估。正如漆侠先生所说：“要害在于政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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