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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便籴制度的营运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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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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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用实钱而改用虚钱亦即加抬虚估刺激商人们入中粮草的胃口”[16] 。这使得便籴中的虚估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在河北地区，至和二年（1055）薛向说：“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入于商贾蓄贩之家”[17] 。在陕西，景德年间，“入中之价，灵州斗粟有至千钱以上者，自余州率不下数百”[18] 。到宋仁宗初年，“商人入粟（陕西）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出钱十四文，坐得三司钱百文”[19] 。张方平则说：“陕西用兵以来，……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20] 。在河东，天圣六年（1028），“麟州粟斗实直钱百，虚估增至三百六十”[21] 。虚估价格数倍乃至数十倍地高于粮草市场实价，一方面使得宋政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也使交引中蕴含了巨大利润，从而为多种经济力量分割这些利润提供了可能。 三、 交引买卖市场分解了便籴的兑现程序
在沿边入中和异地取款之间，衍生出了交引买卖市场，形成了多种经济力量分工经营的格局。“其输边粟者，非尽行商，率其土人，既得交引，特[持]诣冲要州府鬻之，市得者寡至京师”。“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引）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22] 。所谓“土人”大致是沿边当地的地主、商人、农民，他们是主要的入中者；“北商”大概主要是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商人，他们既参加入中，又收购交引；“南商”主要是指茶盐商、汴京的交引铺，他们很少或基本不参加入中，前者从市场上收购交引、提取茶盐进行贩运，后者靠倒卖交引赢利。
交引像接力棒一样在这几部分人之间换手，将交引的实际流通过程分解成了几个阶段：“土人”于沿边入中粮草获得交引并卖出→“北商”于冲要州府购得交引并持至京师卖出→京师交引铺收购交引兑钱或出卖→茶盐商收购交引兑换茶盐。在沿边入中和异地取款之间自然形成的这种分工，分解了制度上规定的提款程序，使本来漫长的提款过程大大缩短，因而事实上也就减轻了延缓商业资本周转速度的问题。
交引这根接力棒的换手过程，实际也是巨额的虚估利润被层层瓜分的过程。其中，跑第一棒的“土人”能否获利、以及接过最后一棒的茶商和交引铺能否兑现到相应的钱物，是支撑这个接力棒传递链条的两大关键环节。就参与入中的“土人”和部分“北商”而言，虽然遭受“南商”的欺诈而“获利无几”，后来又随着交引在市场上的售价日益盘跌而获利遽减，但他们卖出交引的价格终究是有最低限度的，这个底线就是“实估”。“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者”[23] ；“百千裁得二十余缗，谓之实钱”[24] 。如果交引价格跌破底线，他们就不会参与入中了。尽管交引市场上云诡波谲，价格一路盘跌，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入中，但宋政府获得的入中粮草仍然保持着一定数量。这说明入中者固然获利不多，却仍然有利可图。而有利可图的办法之一，就是降低入中粮草的质量，用低价劣货弥补交引价格上的亏损。天圣五年（1027），“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来米粟两色入糠及秕谷，用温水拌合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25] 。商人们的这种做法，竟然被一些官吏学了去。天圣七年（1029），“臣僚上言：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其中亦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伪弱。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26] 。自宋初以来，政府就严禁官员参与入中，且惩罚极其严厉，如果无利可图，并且好处不多，官吏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证明了尽管交引价格剧跌，入中仍然对人们有一定吸引力。
与第一棒相比，最后一棒显然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交引铺、茶盐商兑换不到钱或物，交引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整个交易链条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盘崩溃，便籴制度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必然引起了下一点：
四、 宋政府为兑现交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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