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外，与以前一样还要交纳商税：“客贩茶合纳税，并遵依旧法。”（注：《宋会要》食货30之43。）商人改换贩茶地点，“以远指近者仍认元指税钱”（注：《宋会要》食货32之4。），即按远程收税。
政和茶法对崇宁四年以引榷茶的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政和茶法下商人贩茶的过程是：商人→赴官府购买茶引笼篰→与园户购茶（园户批引）→赴官场验引称制题封→住卖地官府按引查验→市场销售（买茶人批引）→茶引笼篰缴官对簿销毁。茶引成为政府束缚和控制商人的绳索，也是政府获取专卖利益的总纲。商人贩茶的全过程都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收取的引价即是商税以外的特殊专卖税，所以政和茶法间接专卖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三）蔡京茶法的特点
蔡京三次变革茶法的显著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崇宁元年的茶法是官府置场收购茶叶，独占茶叶的收购和批发环节，然后卖给商人销售；崇宁四年和政和二年茶法都是废罢官场，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通过茶引的印卖勘验，对商人贩茶的全过程实行严密控制，达到专卖目的，获取专卖收入。
第二个特点是茶利的高度集中。财政集权是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蔡京茶法也体现了这一点。首先，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逐步集中于中央。崇宁元年茶引由各地茶场发卖，崇宁四年则京师和各地茶场均可发卖，政和二年完全收归太府寺和京师都茶务。其次，茶利由中央直接支配，不许地方支用截留。正如《玉海》卷181《乾德榷茶》所说：“（蔡京茶法）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
第三个特点是茶利显著增加。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注：《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其中茶利就是重要部分。王应麟也说：“崇宁以后（茶利）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并习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注：《玉海》卷181《嘉祐驰茶禁》。）李心传也称政和茶法行后，“岁收息钱至四百余万缗。”（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这可谓北宋茶利最高的时期。虽然包拯曾说太平兴国以前茶利实钱可达400万贯，但除去茶本钱，实不足此数。大中祥符间虽有岁收息500余万缗的记载，但如果除去当时高额的虚估，茶利应少于太平兴国年间。蔡京指出宋初茶净利除茶税和食茶钱外，达320万贯。政和二年茶利也仅是引息，茶租、茶税不在数内，综合而言，要大于宋初之数，而且蔡京茶法的管理费用要比宋初官买、纲运的体制低得多，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四个特点是多变和严急。蔡京从崇宁元年到政和二年，十年之间三变其法，且“其科条纤悉纷更，不可胜记”，使“商旅疑豫，茶货不通。”（注：《宋史》卷184《食货下六》。）蔡京茶法条令严急，取利太深。政和茶法不仅攫取高额引息，还令商人重复买引，如商人在陕西贩茶除京师买引外贩茶又买引，“是一件茶得两重卖引钱”，而且徽宗诏令“余路依此”，（注：《宋会要》食货32之3。）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在收引息茶税外，“茶租输之如故”。加之官吏为“配买引数多为功，苟冒恩赏”，“计口授之，以充岁额”，“上户有敷及十数引者。一引赔费无虑十数千。”以至时人“目茶笼为茶大虫，言其伤人如虎也。”（注：《龟山集》卷三《论时事·茶法》。） 二、蔡京茶法的影响
蔡京茶法自身所经历的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在南宋都采纳了蔡京政和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使宋代茶法最终全面走上了以引榷茶的轨道。但东南和四川最初的榷茶法实行的都是垄断收购制度。
乾德二年宋政府对所有的江南北销茶实行了垄断收购的禁榷制度。在“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商人贩茶须“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乾德三年淮南茶始行禁榷。禁榷方式是仿行乾德二年令，官置十四山场（黄梅场于景德二年废，后称十三山场）垄断收购。太平兴国二年和三年这一制度又推广到统一后除了广南和四川外的江南各路。在沿江置八榷货务（淳化四年废襄州、复州两务，后总称六榷货务）集中发卖各官场垄断收购的茶叶。此后直到嘉祐茶法改革，垄断收购的榷货务山场制一直是东南地区的主要茶法。嘉祐通商法取代榷货务山场制是在沿边折中使茶利大减，甚至亏损的特殊形式下产生的，其长久的实行也是由于宋朝廷对以前以茶折中时的高额虚估心有余悸，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