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损，主要都是征敛程度和手段的变化，以引榷茶的基本制度并未改变。当然，南宋四川茶法因为与博马连为一体，具体内容又有诸多与政和茶法不同的特殊性。
从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演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基本规律。在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中，蔡京茶法改革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蔡京茶法所实现和代表的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敛财之道，而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三、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原因
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趋势的形成与宋代财政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需要密切相关，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财政结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历代皆以农立国，财政主要依赖来自于土地的租税，即所谓“食租衣税”的财政模式。专卖长期被视为与民争利的苛政。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实行管榷政策，卜式就强烈地反对，认为“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注：《史记》卷30《平准书》。）此后禁榷专卖在财政紧张时仍不时被统治者用作救急的手段，但未被视为名正言顺的财政项目。隋及唐初还罢行禁榷，以示不与民争利，实行仁政。这也说明当时国家财政的支柱仍是农业租税，商业收入无足轻重。但这一结构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变化。唐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而藩镇割据，截留财政，中央无力统筹全国财政。在此情况下，乾元元年唐政府用第五琦推行榷盐制度，之后又实行榷酒和榷茶制，解决财政危机。到唐代中后期盐茶收入已成为重要财源。“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三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注：《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此时专卖收入在财政的现钱收入中已过半，地位日显重要，成为新的财政支柱之一。
宋代专卖收入已接近两税收入，在财政结构中与两税并驾齐驱，构成宋代财政的两大支柱。（注：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3页。）宋人在谈到专卖的财政作用时说：“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注：《宋会要》食货32之26。）“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注：《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这是生产力，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宋代也有人看到了这一形势：“茶盐榷酤今日所仰养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复，则此皆可罢，不然财用舍此何出？”（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己酉。）随着形势的变化，宋代经济制度已是“未能一一复古……舍茶盐之利则无以立国。”（注：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财总论二》。）可见宋政府对茶盐之利的倚重。
既然茶盐之利对财政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从茶盐中获得最大利益呢?实行禁榷当然是前提。北宋前期四川广南茶法的通商都是为了稳定地处边疆的两地统治。嘉祐的通商也是在沿边虚估的特殊形势下实行的。均不能增加茶利。宋人张致远曾说：“善理财者宜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刘晏、第五琦可矣。”（注：《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刘晏、第五琦都是唐代以专卖救财政的理财名臣。但禁榷制也必须因时变易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在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时候，增加专卖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商人更多地参与专卖活动。唐宋是继春秋战国至汉初之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和交换规模的扩大使得封建政府很难对某一行业或产品实行独占，只有发挥商人的作用才能促进商品流通。而且茶叶不同于产地固定的盐铁，也异于可置务酿造的酒，其生产有很大的分散性。只要土壤气候适宜，不论高山丘陵、田间地头，还是房前屋后、道观僧寺皆可种植，官府无法垄断生产。唐太和九年榷茶使王涯“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令狐楚斥责他“有同儿戏，不近人情”，茶农也强烈反对，甚至以入山造反相威胁。致使王涯榷法不到两月便罢。（注：《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王涯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违背了茶叶生产的基本规律。所以唐代榷茶除王涯外均未垄断茶叶生产环节，宋代亦然。不仅生产环节不能垄断，而且由于宋代茶叶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广泛，茶叶的销售环节也难以垄断。张洎说：“茶为食物，天下所资，日用于人，同于盐酒”，茶叶“流行天下，无异米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