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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贸然改动。熙宁四年的茶法讨论就说明了宋统治者的这种心态。熙宁四年，神宗召集王安石、吴充、文彦博等人议论茶法。吴充、文彦博都认为茶法是因西北用兵而坏。文彦博说：“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吴充也说：“茶法因用兵而坏，如边鄙无事，法不为小利轻变易，自无不行之法。”（注：《宋会要》食货30之11。）王安石则认为：“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乃能售，盖见钱香药已足办边籴，而茶更为商贾之累。”（注：《宋史》卷184《食货下六》、《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他还上《茶商十二说》，论述茶叶用于沿边入中使茶叶经营依赖大商，造成国家茶利损耗、禁令扰民、茶叶陈积腐坏等诸多弊害，主张交引法不可不废，通商法不可不行。他强调：“今虽国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复易已行之法”，（注：《临川文集》卷70《茶商十二说》。）反对更改通商法。但通商法不能使政府最大限度地获取茶利，从根本上不符合统治者愿望，因而它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崇宁元年蔡京恢复了垄断收购的禁榷制，崇宁四年和政和二年又确立了以引榷茶的制度。
李椿概括南宋东南榷茶制的特点说：“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署篰搬担。”（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1《理财》。）当时还有人谈到南宋茶法与政和茶法的联系说：“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今不易，公私便之。”（注：《宋会要》食货29之16。）都道出了南宋东南茶法以引榷茶的特点。在以引榷茶，通过茶引印卖和合同场勘验来实现茶叶的专卖，中央垄断茶利这一点上南宋茶法确实取法于政和茶法。李心传和王应麟更直接地说：“建炎渡江，不改其法”、“中兴循其法。”所谓“其法”都指政和茶法。（注：《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玉海》卷181《嘉祐茶弛茶禁》。）但南宋茶法并不只是对政和茶法的简单继承，在很多方面都有自身显明的特点：如南宋虽然仍由中央垄断茶引的印造，但卖引权下放到地方，给州县规定卖引和住卖茶配额，茶引种类增多，长短引的划分标准也有了根本变化，单位茶引的重量和价格降低，营销范围扩大，且南宋茶法更加细密苛重，除了与政和茶法一样对商人贩茶实行验引、立限、缴引的全过程监管外，入山和出山验证印据关防，出入城门勘验印历，配给贩茶由子等，对商人的监督更严。
北宋前期东南茶法实行禁榷时四川和广南茶都实行通商法，所以《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七和《宋史》卷183《食货下五》概括北宋前期川茶法说：“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川茶的禁榷始于熙宁七年。但熙宁七年最初还仅是对川茶在陕西的销售实行垄断。商人贩易川茶入陕，必须在产茶州县领取长引，“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并立定程限，不许沿路交易。（注：《宋会要》食货30之13。）熙宁八年四月十九日又对入陕的川茶（而非所有川茶）实行了垄断收购，“雅州名山县发往秦熙等处茶乞听官场尽买，不许商贩。”（注：《长编》卷263熙宁八年四月丙申.《宋会要》食货30之13所载略同。）对入陕及在川峡销售的川茶都实行“尽数官买”禁榷制是在熙宁九年禁榷入川解盐以后。吕陶曾说：李杞经营川茶之初每年为熙河博马提供四十万贯，后运茶阻梗，课利不足，又经营布帛，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无数，则乞却雇回脚船车般解盐入川。泊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注：《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庚午。）说明川茶的全面禁榷是在官府垄断解盐入川事务以后。而官府垄断解盐入川事务始于熙宁九年四月刘佐的上书。刘佐说：“商人贩解盐入川买茶至陕西，获利甚厚。欲依商人例，岁以盐十万席易茶六万驮，约用本钱二百一万缗。比商贾取利皆酌中之数，禁商人私贩。”（注：《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丁未。）元丰元年蒲宗闵的上书也说到，初解盐入川虽有官营“不禁私贩，后刘佐榷卖，遂致人言。”（注：《宋会要》食货24之17。）熙宁九年的尽数收买是对川陕两地行销的川茶实行全面禁榷。此后在元祐绍圣间川茶禁榷制有过短暂的兴废反复，但直到南宋初赵开改法，基本制度都是垄断收购的禁榷法。
南宋建炎二年赵开改革四川茶法。其内容如《宋史·赵开传》所载：是“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官买官卖茶并罢”，“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从内容来看，其基本制度就是采用了蔡京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间接专卖制。赵开之后，李迨、张深有、郑刚中、贾思诚、韩球等先后主持四川茶马，对茶法也作了一些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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