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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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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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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估亦依上估绢平赃。”（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即如赃发地与犯赃地相距千里之远，原赃物虽然尚在，如将原赃物解送犯赃地勘对估价，既需要人力脚价，路途亦易损坏。或是原赃物已经费用，或原赃物转易为他物，已失去了对原赃物进行对平的依据。凡属此类情况，“止合悬平”。即不再勘对原赃物，由发赃处的“长吏、通判、本判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悬平”的方法：以发赃地所犯旬中等物价为准，约估原赃物的价额，再与当旬上绢价进行折算，得出原赃物应折合上绢疋数以定罪。此谓“悬平之赃，依令准中估”。
3.凡蕃人犯赃在他国，事发在中华，因外蕃与中国殊俗，故“不可蝶彼平估”。或犯赃在边州，当处无平估之所。凡此皆取近估。即依照附近州县之估价详定作价，或由州府勘检原赃物直接定价折算。此谓“唯于近蕃州县准估，量用合宜。无估之所而犯者，于州、府详定作价”（注：以上参考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4《解析》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1页。）。
唐律中确定的平赃原则，实际上在中唐时期已随着绢价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疋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唐玄宗降敕同意了李林甫的奏请。由此可见，唐中期已开始对唐律中的平赃标准进行修改。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又降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疋。自今以后，应定赃数宜约时绢估，并准实钱。”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元亦提出：“杂物依上估绢结赃”。唐宣宗大中六年(852)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是年十月，中书门下又提出：犯赃人平赃估价，“每疋九百文结计”（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可见自中唐之后，平估之法在不断调整。
宋初制订的《刑统》虽然承袭了唐律中的平赃法，但由于各地绢价贵贱不同，导致平赃定罪轻重不平，所以宋太祖又以钱代绢，计钱定赃罪，使宋朝计赃论罪法中又增加了一个计赃标准。
二、绢价变动与计赃标准调整
在以绢计赃论罪中，计赃绢价标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计赃数量的多少和定罪的轻重。宋朝为了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相对平衡，随着绢价的变动，对计赃绢价标准亦进行调整。
北宋初期，由于全国各地物价差殊，绢价不等，曾出现了不同地区计赃论罪不一的局面。如“江南、两浙诸州以绢计赃，绢价二疋当江北之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这就使江南与江北有倍差之罚。为了统一以绢计赃定罪标准，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诏：“江浙诸州宜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次年闰三月，又“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浙之制”（注：《长编》卷2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丁卯。）。这是宋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统一计赃绢价的标准，从当时的市场绢价来看，这个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对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平衡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全国各地的绢价仍在不平衡的变化。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东路并州置场中买军人所给衣绢，诏“每疋官给钱千二百文”（注：《宋会要·食货》64之19。）。京东路“青、齐间绢直八百”，而“官府和预买绢给直一千”（注：《长编》卷86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此时的和买还处于官民平等交易阶段，所以官给绢价与市场绢价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至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绢直“增至三千以上”（注：《长编》卷158仁宗庆历六年五月戊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京东路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注：《长编拾补》卷7神宗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元丰二年(1079)定“估赃法”，十二月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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