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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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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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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使绢的时价与法定计赃绢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宋高宗虽对计赃绢价标准多次进行了调整，但仍然跟不上市场绢价腾飞的速度，致使赃轻而入重罪者屡屡出现。南宋中后期的绢价虽然相对稳定，又因货币贬值，物贵钱轻，绢价标准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计赃绢价标准一直停留在“以四千为匹”之上。到南宋末，绢价又达到了最高峰。（注：参考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下），第1087-1089页。）
三、以钱定罪与多种货币比值的变化
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制定的《窃盗法》中，首次规定“犯窃盗赃满三贯文，坐死。不满者节级科罪。其钱八十为陌。”（注：《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准敕条。）这是宋朝第一次规定以钱代绢，计钱论罪的计赃标准。由于此项“法条重于律文，财贿轻于人命”，于是在建隆三年(962)修定的《窃盗赃满法》中对计赃标准进行了调整：“今后犯窃盗赃满五贯，处死。以百钱足为陌。不满者决杖徒役，各从降杀。”（注：《宋会要·刑法》3之1。）“强盗计赃钱满三贯文足陌，皆处死。”（注：《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准敕条。）以钱计赃论罪虽然比以绢计赃论罪简便，但亦受物价波动和货币变化的影响。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在统一江南过程中，诏“岭南盗赃十贯以上者，死”。（注：《宋史》卷3《太祖本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更定《窃盗律》，又“令窃盗赃满十贯者，奏裁。”（注：《宋史》卷199《刑法志一》。宋太宗更定《窃盗律》的时间，根据邓广铭先生的《宋史·刑法志考》由雍熙二年改为太平兴国七年。）宋仁宗景ｙòｕ＠②二年(1035)又改强盗法，强盗不持杖“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得财为钱五千者，死。”（注：《宋史》卷199《刑法志一》。）这些计钱论罪标准在向着轻罪的方向变化。南宋初，由于物价的飞涨，计赃绢价标准的不断调整，臣僚对以钱计赃标准亦提出了调整要求。绍兴三年(1133)十月十四日臣僚讲：“按敕，窃盗以赃准钱及四百以上即科杖罪，才及两贯遂断徒刑。且承平之日，物价适平，以物准钱，则物多而钱寡，故抵罪者不至遽罹重法。迨今师旅之际，百物腾ｙǒｎｇ＠③，赃虽无几，而钱价以多，一为盗窃，不下徒罪，情实可悯。乞将绍兴敕犯盗定罪者，递增其数，庶使无知穷民免致轻陷重宪。”（注：《宋会要·刑法》3之6。）于是宋高宗令刑部看详。刑部认为：“所有应敕内计钱定罪，既系钱轻物重，即与纽绢事体无异，理合随宜比附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6。）因此刑部提出：“在法，不止窃盗一事，其余计钱定罪者，理合一体措置。今欲权宜将敕内应以钱定罪之法，各与递增五分断罪，谓如犯窃盗三贯徒一年之类。侯边事宁息，物价平日依旧。”（注：《宋会要·兵》13之16。）宋高宗同意了刑部的意见，使以钱计赃论罪和以绢计赃论罪之间保持了平衡。
宋朝以钱定罪的标准货币，是指广泛流通的铜钱而言。但是宋朝各地的货币种类并不统一，除了绝大部分地区专用铜钱之外，在川峡地区通用铁锡钱，在江南福州及陕西、河东地区铜钱与铁钱兼用。在铜钱中，既有大铜钱，又有小平钱；在铁钱中，亦有大铁钱和小铁钱。因此，平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的比值，亦成为确保以钱计赃论罪相对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按宋朝钱法规定，铜铁钱是对等使用的。但由于宋代的铁价远远低于铜价，所以人们普遍重铜钱而轻铁钱，而且各地铜铁钱的实际比值也参差不齐。如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诏中讲：“剑南、川西吏民犯窃盗，赃以铁锡钱计之，满万钱者抵罪。犯强盗赃满六千者亦抵法。铁锡钱轻，四直铜钱之一。”（注：《宋会要·刑法》3之1。）宋太宗初，张ｙǒｎｇ＠⑤出知益州，“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注：《宋史》卷293《张ｙǒｎｇ＠⑤传》。）为此张ｙǒｎｇ＠⑤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注：《宋史》卷293《张ｙǒｎｇ＠⑤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蒹用铜铁钱的福州亦言：“本州兼用铁钱，铁钱三直铜钱一，计赃为重轻。请自今悉的铜钱定罪。”（注：《长编》卷24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己酉。）行用铜铁钱地区，由于铜钱与铁钱比值的差异，必然造成计赃定罪的轻重不等。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纷纷要求“均定其法”，“以铜钱定罪”。于是至道三年(997)宋太宗降诏：“逐处将铁钱依时价准折铜钱实数定罪施行。”（注：《宋会要·刑法》3之2。）欲使以钱计赃定罪标准趋向统一与合理，但在实际中仍然有很大差距。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开放四川铜钱之禁，确定“（小）铁钱十乃直铜钱一”（注：《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之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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