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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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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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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四路的公私交易，赃钱折算，都以铁钱十当铜钱一。至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又规定“川峡计赃，以铁钱二当铜钱一”（注：《长编》卷261神宗熙宁八年三月戊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由于西北边防的需要，命江南铸造大铜钱，即一枚大铜钱相当于十文小铜钱。但在实际上，三枚小铜钱可以铸造一枚当十的大铜钱，所以盗铸者四起。因此，庆历八年(1048)不得不将西北地区大铜钱一改作当三小铜钱，一大铁钱当三小铁钱，一大铜钱当三大铁钱。随着西北铁钱的贬值，使以铁钱计赃定罪更加混乱。所以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再次降诏统一以钱计赃论罪标准：“陕西杂用铜钱、铁钱地分计赃者，以铜钱为准。如只用铁钱处，即纽计铜钱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3。）由于铁钱的贬值，“钱轻而货重”（注：王ｇｕī＠⑥：《华阳集》卷58《王懿敏公素墓志铭》。）及“铜钱日少”，至宋哲宗元符初，陕西铜铁钱的比值，“以铁钱四千换铜钱一千”。因此三省又提出“令陕西路并禁使用铜钱，违者徒二年，配千里。”（注：《长编》卷516哲宗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这一变化，使西北地区失去了以钱计赃论罪的平衡标准，必然使以钱计赃定罪法更难以公平实施。
南宋初，再次强调行用铁钱地分，“并以铜钱计数科罪”。建炎三年(1129)大理寺讲：“陕西路旧法，唯许行铁钱，不许私用铜钱，所以计赃以钞面为准纽铜钱定罪。今来本路既得通使铜钱，即计赃者合据犯处以铜钱估价为准。如元赃即以铜钱计绢价准赃……谓如犯时本处绢每匹铁钱三十贯文，铜钱三贯足。即元赃铁钱一十贯足，准铜钱一贯足计赃之类。”（注：《宋会要·刑法》3之5。）而大铁钱与大铜钱的比值，一直是二比一。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十月八日诏中仍然规定：“以绢计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但实际上，市值与法定计赃比值还是有差别的。如南宋时两准铁钱实际上是三当铜钱一。这种差异，亦必然造成以钱定罪中的轻重不等。
在宋朝的流通货币中，除了铜、铁钱之外，还有纸币和钱引。北宋时，四川是交子和钱引的流通区。南宋时，又有东南会子、荆湖会子和淮南交子等。钱引作为兑换钱币的证券和纸币，其票面钱数代表当时当地通用的钱币。但由于东南会子和荆湖会子是以铜钱为币值本位，淮交与四川钱引以铁钱为币值本位，所以在江南会子与江北交子之间，亦出了一兑二的比值。就四川的钱引而言，其实际价值亦低于票面所代表的铁钱数，因此用票面钱数计赃定罪，往往加重处罚。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权尚书刑部侍郎张＠⑦奏言：“今泉货之用，铜铁相准，在法有制。然四川郡县，俗行钱引，以引定价，准之铜钱以定罪犯，遂致不侔。则有自笞入杖、入徒，或应徒而流，或应流而死者。谓如强盗持杖，铜钱五贯，铁钱十贯，俱坐绞刑。若盗钱引十道，便以十贯为罪，市价止八贯，比之铜钱止是四贯，少一贯遂处以死。又如在枉法二十匹绞，计铜钱六十贯，铁钱一百二十贯，若受钱引一百二十道，便以一百二十贯计罪，市价止计九十六贯，比之铜钱止是四十八贯，少一十二贯亦处以死。由是言之，四川之法偏重，极可悯恤。欲望行下四川州县，凡以钱引定价科罪者，并依犯处市价为数。从之。”（注：《宋会要·刑法》3之8。）宋高宗因此又诏：“四川以钱引科罪者，准铜钱。”（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由此可见，由于官府对钱引确定的币值高于市价实数，致使在与铜钱的折算定罪中提高了赃数，从而造成了赃轻罚重的结果。特别是南宋纸币的滥发与贬值，进一步引起了各种货币比值率的不统一。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的市值，“二贯七百湖广会仅可换铜交子一贯行使。”（注：《宋会要·食货》44之20。）各种货币比值的混乱，亦是造成南宋以钱定赃罪轻重不等的重要原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分下加鹿
＠②原字为礻右加右
＠③原字为踊的繁体
＠④原字为径的繁体
＠⑤原字为咏的繁体
＠⑥原字为王右加圭
＠⑦原字为木右加匀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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