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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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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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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盐一石，抽税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五百文，盐五升”，“其后，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商税提高后，“不便商贩，蕃汉人户，求利艰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五代时各个王朝往往实行极为严酷的专卖制度，获利最丰厚、市场最广泛的盐、茶、酒、铁等商品皆实行专卖。当然有些商品有时也会放松管制，允许商人自由经营，其间变化颇为复杂，难以尽述。五代时的专卖制度相当严酷，如后汉时规定，商人私自贩盐“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后周则改为凡私自贩盐“五斤已上者处死，煎鹹盐犯一斤已上者处死”（注：《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酒、曲专卖也是如此，甚至连醋也实行专卖。苛重的商税及严酷的专卖制，对于商人正常经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一种不利因素。专卖制将私营商业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民间商业资本很难活跃起来，所以一般的私营商业很不发达。另外，官僚、贵族经商者很多，普通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排挤，这也是限制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初期，长安和关中地区仍一片萧条。宋太宗时，由于讨伐西夏，“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庐舍顿空”（注：《宋史》卷277《张鉴传》。）。宋仁宗时，余靖又上书说：“今西陲用兵，国帑空竭”，陕西一带，“民亡储蓄，十室九空”（注：《宋史》卷320《余靖传》。）。在当时人眼中，长安仍显得十分荒凉，宋人尚友康诗云：“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红梁羯鼓滔”。惠崇《游长安》诗云：“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若从农业经济的衰落来看似乎更为清楚。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为秦汉时的1/22，足见其衰败之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尤其如此。水利设施的衰败必然导致农业凋敝。从人口多寡也可看出宋初长安的衰落。唐长安城人口至少有七八十万人（注：关于唐长安人口数量，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看法：最少者仅为五十万人，最多者为一百七八十万人，其余有七十万人、八十万人，一百万人等多种说法。详见李之勤：《西安古代户口数目评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2期；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人文杂志》1991年2期；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台湾）中国唐代学会编《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9月；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量与城内人口分布》，《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社教：《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12月）；张泽咸：《唐代工商业》第220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笔者认为，唐长安至少有80万人口，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人。），而进入宋朝后“仅数万家”（注：宋熙宁七年刻《善感禅院新井记碑》。）。若每户按5口计，则宋初长安当有10余万人，这显然不能和盛唐时相比。总之，在宋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关中和长安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处于凋敝状态。城市衰败，人口锐减，关中经济衰落，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着长安商业的发展。可以说，长安商业在宋初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低谷。
2.宋真宗以后至北宋末年，是长安商业显著恢复和发展期
大约在宋真宗以后，随着关中社会经济的恢复，长安商业也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北宋初年，京兆府所领13县人口仅有52,720户（注：宋敏求：《长安志》卷1《管县》。），平均每县仅4,055户，按每户5口计，每县仅2万人左右。此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逐渐恢复，户口也逐渐增加。据载，宋初京兆府有60,726户，宋神宗元丰初年猛增至223,312户，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更增加到234,699户（注：户口数据分别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元丰初年比宋初人口增加了2.68倍。与此同时，关中农业经济也有了显著恢复和发展。以关中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郑白渠为例，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时，已可灌田“三千余顷”（《玉海》卷22《地理》），庆历年间则“逾六千顷”（注：《宋史》卷295《叶清臣传》。），已恢复到唐代宗时的规模，和北宋初相比则已增加近2倍。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郑白渠（三白渠）的灌溉面积一跃而达到“三万五千九十余顷”（注：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比庆历年间的6000余顷增加了4.85倍，也是唐代最高额（1万余顷）的2倍多，宋徽宗特赐名为“丰利渠”。此外，关中其它地区也出现了不少水利工程。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复兴，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宋真宗以后，关中大面积的丰收时常出现，如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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