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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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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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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大中祥符（1008-1016）时，陕西诸州“连岁大稔”（注：《续资冶通鉴》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己未。）。皇祐三年（1051年），陕西转运使包拯上奏说：“陕西累岁丰熟，今秋又大稔”（注：《续资治通鉴》卷171，皇祐三年十二月戊戌。）。关中农业连年丰收，粮食积储也大量增加（注：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按：此处参考了杨先生的研究成果。）。
在此有利形势下，长安的商业也逐渐复苏。长安在北宋时虽不再是国都所在，但由于它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它仍然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宋初以来，这里成为宋对西夏作战的前沿地区，需要大批物资转运过来，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形势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陶谷《清异录》卷下说：“长安人物繁，习俗侈，丧葬陈拽寓像，其表以绫绡金银者曰大脱空，褚外而设色者曰小脱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谓之茅行家事。”江休复《江临几杂志》称：“长安有宝货行，搜奇物者必萃焉。”
商税收入的丰厚更能说明当时长安商业的发展程度。宋代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大类：“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注：《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过税为行商之税，税率为2%；住税则是开设店铺的坐贾所纳之税，税率为3%。据《宋会要辑稿》载，宋政府在京兆府设置了12个征收商税的机构。熙宁十年（1077年）前，每年商税收入56,904贾；至熙宁十年则增至82,475贯，其中长安城区所征商税达38,445贯842文，占整个京兆府的47%。以熙宁十年征收的商税而论，长安虽远远赶不上每年商税40万贯的首都开封，但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仍位居第16位，在整个北方城市中位居第5。而且长安的商税额与南方发达的商业城市如南京市、扬州市差距并不大，如南京商税额为45,059贯，扬州为41,489贯。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如福州市（38,400贯）、广州市（37,308贯）、长沙（33,934贯）、南昌市（28,904贯）等城市则低于长安的商税额（注：此处数字采自杨德泉《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杨德泉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与长安几乎同样著名的古都洛阳也落在长安之后（洛阳为37,943贯）。凡此均说明，北宋时期长安的商业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仍处于先进行列，即使是南方一些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仍落后于长安。另外从发展速度来看，熙宁十年前，京兆府商税额为56,904贯，熙宁十年则增至82,475贯，增长幅度为45%，增加近1倍。这一增加速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说明京兆府所辖地区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发展速度也较快。
从长安商人势力之大也可窥见当时商业之兴盛。北宋时期，长安的商人（包括手工业者）先后发生过两次罢市风潮。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知永兴军（长安），起居舍人毋湜向宋政府建议说：“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未采纳其议，但百姓“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间扰惑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值者，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注：雍正《陕西通志》卷41。）。这次货币改制虽未实行，却引起长安市场的大混乱。商人们为保护其利益而举行罢市斗争，迫使当局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秩序，此事足以说明长安商人势力的强大。长安商人另一次罢市斗争发生在北宋末期。宋徽宗时，权臣童贯宣抚陕西，当时“长安百物踊贵，钱币益轻，（童）贯欲力平之，计司承望风旨，取市价率减什四，违者重置于法，民至罢市。……又行均籴法，贱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赏，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关内骚然，几于生变”（注：《宋史》卷317《钱惟演传》附《钱即传》。）。上述事例说明，长安商人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也标志着长安商业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北宋时，长安城郊还出现了“草市”。据元朝人骆天骧记载，草场坡“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号曰草场坡”（注：《类编长安志》卷7《坡坂》。）。可知长安城南门外有一处草市。这个草市大概属于集市性质的市场，不一定就是卖草之市。这个草市的规模也颇为不小。据宋人张礼记载，唐代长安兴道坊、务本坊“二坊之地，今为京兆东西门外之草市，余为民田”（注：〔宋〕张礼：《游城南记》。），说明宋朝元祐年间，长安南门外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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