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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论——以陕西和两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st market; northwest market; commodity tax
 
 
 
宋代,全国大致形成了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市场和西北市场这四大区域性市场。①大致说来,西北市场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其发展主要靠宋政府的军用物资调拨和“入中”、  “和籴”等政策来支撑。相应地,其市场形态主要为消费性市场,其城镇市场的类型也主要以政治性城市为主;东南市场的发展则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主要以商
业性农业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等为标志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基础,并在近海市场网络这一外力促动之下。形成了以区域内商品互通有无为主要形式的整合程度较高的市场,其城镇类型也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宋代东南和西北这两种市场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对以后这两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①有关四大区域性市场的情况可参见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第1074~1079页。

一、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的历史背景
 
    宋代,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北宋政府在西北广大沿边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军队。治平三年(1066年)时,陕西驻军不包括义勇等乡兵在内共有450 900余人[1]  (卷208,治平三年五月乙丑条);仁宗时,除开封府外,陕西禁兵人数在各路中最多,达到了329个指挥;①丰时期,派遣往陕西的官员人数在天下诸路中最多,达到了522员。②仅这些庞大的驻军所费便“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卷13,议兵第六)加上这些众多的官员,则意味着宋代的“三冗”问题在陕西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果便如《宋史·食货志》所载: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人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师椎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  [3]  (卷175,食货上三·漕运)陕西路等地租税所入,尚不足以供兵费一项,为维持陕西各级政权的正常运转、用以官俸等各项开支。宋政府采取了“入中”、“和籴”和直接调拨财赋等措施。这样,陕西路又成为各地财赋的调拨集中地区。相对来说,东南则不同。在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下,东南地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其租税收人不仅供本地有余,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被征调往异地和汴京。仅汴京一地,每年漕运上供米600余万石。同样,东南的各种农副产品不仅在当地市场上流通,而且还大量流向汴京和其他区域市场,据史载;  “汴渠水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4](方域17之17)有可能还被大量转运往西北市场。
    商税额的高低,大致可以反映出各地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等情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商品流通量大.反之则相反。兹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将熙宁十年(1077年)四京及23路的商税额整理之后,按高低顺序排列如下:
    表1:北宋四京23路商税税额简表
                                 单位:贯
 
 
 
说明;(1)此表仅列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中按商税额的高低顺序排列前10个路。(2)数字间的“·”表示贯、分、厘、毫。(3)表中*表示与郭正忠先生在《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一书中所统计的数字不相符之处。两浙路郭先生统计为:857994.343;河北东路为:454221.583;永兴军路为;400397.740,淮南西路为:360071.391;凤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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