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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论——以陕西和两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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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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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95．145。(4)此表中川峡四路铜铁钱的比率按l：1．5的比例折算(见林文勋《宋代四川商税问题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上表显示，在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商税收入额序列表中，居于前1O位的路份依次是；两浙路、四京、成都府路、京东东路、河北东路、淮南东路、永兴军路、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秦凤路。这表明在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除四京、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外，其余7路均处于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假若把成都府路排除在外而只算长江下游及沿海路份，那么在北宋熙宁十年商税额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三分之二的路份均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及沿海一带。这些路份商税额高，与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市场及商业发展状况大体相符(以东南为例的分析详后)。在对处于西边的永兴军、秦凤二路进行分析后我们也会发现：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从其位置上看处于宋、西夏疆界接壤之处。这两路商税额高的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驻有大量军队等，以军需物资补给为基础的各种物资供给与输人，刺激了这两路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从商税额的高低中，同样大致反映出了宋代各地市场发展的一般状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封建经济较发达和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相反。但是，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例外。因为，基于该两路边防重要性基础之上的西北市场与经济的发展，主要因封建中央政府调拨财赋所致。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和物资大多来自于其他地方，其中最大的商品和物资为河东路的粮食和四川、两浙、福建等地的茶叶以及由东南运来的舶来奢侈品，如香药、象牙、玳瑁等。此外，宋政府的某些导向性政策也促进了西北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如“入中”、 “和籴”等。通过这些政策，宋政府将秦凤路、永兴军路及邻近诸路的粮食、草料之类汇集到这两路集中消费，在带动邻近诸路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这两路商品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在宋政府这些政策的促动之下，西北城市市场上的商业较为繁荣。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记载：永兴军路京兆府城熙宁十年的商税额为38 445．842贯，陕州城为30 635．736贯；秦凤路的秦州城为79 959．372贯，凤翔府城为30 462．879贯。在州一级城市中秦州城的这一商税额仅次于杭州城的82 173．228贯而排在第2位，这与史载秦州城“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 [5](卷ll，家传)这种城市市场较为落后的状况并不一致。只有“人中”、“和籴”等人为因素，才有可能使商业脱离市场规模较小的实际状况而呈繁荣态势。
按郭正忠先生的四种城镇类型划分法，③结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城镇类型大多以政治性城市和军事城堡为主，这就决定了西北市场主要是靠从外地调拨物资和通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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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② 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③ 详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7页。
工商体系取办物资而繁荣起来的消费性市场。东南地区的城镇则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这主要是由以两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社会分工和农副产品生产专业化状况决定的．从这一角度讲。东南市场的发展更具有活力和潜质(详后)。
二、农副产品商品化同东南与西北市场的关系
西北地区相对于东南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因素较多。如陕西岷州黑松林一带，到五月底仍然“寒甚，换绵衣、毛褐、絮帽乃可过。每岁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犹未消。”[6]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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