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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论——以陕西和两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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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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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总额为373 490．424贯，各县总和为207 577．856贯，各镇总和为159 671．669贯，坊场河渡总额为689 972贯。两浙路在城额为43l 799．211贯，各县总额为209 293．972贯，各镇总额为226 901．115贯，坊场河渡总额为933 564贯。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永兴军、秦凤二路分计或合计，各项统计中没有哪一项超过两浙路的相应项。这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东南与西北农村专业化生产状况及其基于其上的农产品商品率决定的。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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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情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山版社1989年版，第102～104页。
② 详见《宋会要》食货34之29；《懒真子》卷3。
研究中国现代农村经济的一位学者曾指出：“从专业化程度看，专业户的商品率较高，而一般农户的商品率却很低。例如。粮食专业户的商品率可达到64．8％，而一般粮食户的商品率只有31．6％；从地区看。可以看到两个互逆的现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商品率已达到70％，而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产品自给率也是70％。”[11] (P135)当然，这主要是指现代，但应该说在农村专业户农副产品商品率与一般农户农产品商品率高低方面，无论古今都有其相似性。
三、东南与西北市场类型差异性的历史考察
从上述可以看出，宋代的西北市场和东南市场，是在宋政府不同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分工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体系，亦即两地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基于不同的内因和外因。从这两种市场类型形成的内因来看，农副产品生产商品化和专业化前提之下区域内地域分工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东南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宋代，两浙路内部的浙东和浙西之间形成了地域性的专业分工，从而促进了区域内部经济的交流与市场的发展．在浙西太湖周围的苏、湖、常、秀州一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的地区，充分进行了以精耕细作为基础、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的的专业化商品粮生产，形成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其商品粮不仅供给浙东地区，而且还可外运供给其他地方。在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的两浙路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浙东地区的许多州县则纷纷致力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副业生产。如越州、明州、婺州、处州和温州等地的山区则纷纷种植茶叶及其他经济作物．在两浙路，严州等地农村的农民专“以蚕桑为岁计”[12] (卷20，物产)，其“谷食不足，仰给它州，惟蚕桑是务。”[13](卷l，风俗)还有婺州“义乌县山谷之民，织罗为生。”[4](食货18之4)而这些地方的粮食主要是从苏、湖一带输入的，如明州“小民率仰米浙西，浙西歉则上下惶惶”。[14] (卷4，叙产)越州“绍兴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15](卷16，奏救荒事宜状)其他浙东台、温诸州及两浙路其他一些山区亦概莫能外。
宋代的西北市场如前所述，其粮食种植商业化和经济作物种植专门化程度较低，阻碍了区域内地域性专业分工的实现，从而使区域内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难以出现。由于西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程度较低和未出现深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所以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大多不是该地商业化、专门化的农副产品，而只是农民为完纳赋税而销往市场的农产品或农民调剂余缺的剩余物，而且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和物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的异地输入来实现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各市场间互通有无的商贸活动．因此，尽管有些西北市场的商税额较高、商业也较为活跃和繁荣，但仍然停留在贩运性商业阶段上。
其次是外因方面不同。西北地区宋政府的特殊政策和东南地区深受近海市场网络的影响，是两种不同类型市场形成的外因。如前所述，西北市场是在宋政府军事物资调拨和人中等政策之下培育出来的消费性市场，结果造成了西北地区农副产品在异地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极低，如汴京市场上出售的52种水果及其加工产品中，明确记载产自陕西的只有凤栖梨一种。①这表明，西北地区相对具有优势的果木业，由于其未普遍向商品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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