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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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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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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言及，广东银价比数十年前有明显增加，银的市价已增至每两三贯五百足陌。（《鹤林集》卷二二）李曾伯于宝佑四年上《救蜀楮密奏》言及当时东南银一两价为十七界会子七十五贯，折为铜钱约为三贯七百五十文足，（《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与吴泳所言接近。另包恢上奏言沿海走私贸易，讲用铜钱买蕃舶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文”，（《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则说明当时银价每两也是三贯文。这些数据也说明南宋后期的银价同南宋中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南宋后期人范竣讲：“铸虽乏而物不为贱”，（《香溪集》卷一五《议钱》）即讲铜钱铸得少了，而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升。端平、嘉熙间，戴埴在其《鼠璞·楮券源流》中说：“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他讲端、嘉之时比绍兴末年以前物价增了一倍，即讲从绍兴末年到端、嘉之时铜钱购买力一直呈下落趋势，当非虚语。
４、铜钱的流、藏、销是调节铜钱购买力的正常渠道
铜钱（此仅指普通小平钱）实际也接近于是一种称量货币，它的市场购买力即它的交换价值主要是由它所包含的原料价值决定的，其次也包含少部分加工费用。它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它的数量超过市场需求时，它就会贬值；反之，当它的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它就会升值。本来，它的市场价格也可以通过市场本身得到调节。即当它的数量供过于求时，它应当有一部分退出市场，可以作为贮藏手段被贮藏，也以原铜等形式转变为铜器，可以退出国内市场而转向国外市场，而这恰好要表现为铜钱的流、藏、销。换言之，铜钱的流、藏、销不过是市场调节铜钱价格的正常渠道。而宋朝却把这些看成是钱荒的原因来加以禁止，破坏和妨碍了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结果使铜钱市场价格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长期不能扭转。非但如此，官方在铜钱已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还努力铸造新钱，这就造成流、藏、销的推动力更加增强。于是，就出现了官方越是禁止，流、藏、销现象越严重的反常情况。 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
１、税收是影响会价的决定性因素
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同近代严格意义上的本位币不同，它是有面额的，其面额是以铜钱数标示的，但在它流通的大部份时间里，它都不能按面额兑换铜钱。由于它是以铜钱标示面额，所以，它同现代无本位纸币也有不同点，至少在形式上和当时多数人的观念上，它仍是一种金属货币的代替者。它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在宋代，人们习惯上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所以，会价即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也就被人们视为会子购买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考察会价的变化，也就接近于考察会子购买力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会子发行之初，以及后来几次大规模的称提时，官方都曾试图规定会价，规定新会依面额兑换铜钱，但都很快遭到失败。因为要想让会子依面额兑换铜钱，官方就必须准备足够的铜钱用于兑换，这在起初被官方认为是很吃亏而不愿如此作的；而到后来，会子发行数量过多，官方又拿不出那样多的铜钱用于兑换。所以，官方是无法完全控制会价的。过去有过一种认识，即认为会价是由官方置办的准备金的数量决定的。宋代发行楮币确实有准备金。四川发行交子，每界备准备金三十六万贯。南宋发行会子之初，既是效法川交子，大约也有准备金，只是准备金与总发行额的比例不知是否有规定，但可以断定，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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