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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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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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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规定，其比例也不会很高，而且据当时官员议论可知，有好几次增印会子，都没有筹措准备金。这样，数量有限的准备金，不可能对会价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会价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从会子发行之初，会价就与会子的面额有明显差异，而且在一些时间和一些地区，其差异相当之大，这就表明持会子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按面额兑到铜钱的，即是说，会子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能（依面额）兑换的纸币。这同时也就表明，会子的准备金没有发挥作用或没有发挥保证会子信用的作用。
事实上，对会价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税收与榷卖。南宋人谈到交子、钱引能长期行用的成功经验时，几乎都讲到交子、钱引与税收的关系。如李流谦说：交子和钱引之所以能长期行用，是因为它“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每州（岁？）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澹斋集》卷九《与汪制置札子》）即是讲，每当税收时，钱引价格就会上升。其实会子也存在类似情况。辛弃疾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他很具体地说明了会价与税收的关系。另张伯文、杨冠卿都比较了交子和钱引的成功和会子发行的不畅，张伯文说：“在昔楮券之行于蜀……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杨冠卿则讲：“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他们对交子、钱引、会子发行情况的议论，清楚地说明了官方出卖禁榷品、赋税是否收受楮币，是楮币能否被百姓认可的关键。宋光宗时，彭龟年说：“近日会子流通胜于见钱，官私便之，似觉无敝……此无他，官司许作见钱入纳，井市兑便者稍众也。”（《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他的话更加明确地讲明了官方是否收受、如何收受会子决定着会子的信用。
宋代禁榷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前代，因而钞引算请、禁榷品出卖是否收受楮币、如何收受楮币，对楮币的流行及楮币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影响很大。马端临说：“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通考》卷九《钱币考》）马氏讲钞引算请可以阴助称提是对的，但他讲岁入一千万贯却是不精确的，北宋仅钞盐一项就不止岁入一千万。南宋孝宗时，仅在京、建康、镇江三榷货务场岁入就已超过二千万贯。所以，榷货算请时按多大比例收受楮币、是否按面额计算楮币价值，对于会子的作用影响巨大。
总之，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
当然，宋人认为，国家的称提，即贱买贵卖，是保证会子价值的重要手段。如杨冠卿即讲：“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但是，也正如杨冠卿本人所见到的：“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即官方买入时即不依面额，而且还附有种种限制。杨氏此处大约讲的还不是朝廷多次举行的大规模称提会子，这些次称提都起到了提高会价的作用。但是，这些称提都是短期行为，其效果都不能保持长久。其次，在称提过程中，官方回收会子时，也往往不是依会子的面额，而是依会子的市场价格来回收的。再次，我们看到，官方的称提越来越软弱无力，作用也越来越小。故而，官方的称提同税收比起来，对会子的影响仍是次要的。
２、铜钱是会子的本位币吗
南宋叶适曾对会子驱逐铜钱作过如下论断：“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今人往往对叶适的论断不以为然：只有劣币驱逐良币，哪里会有纸币驱逐其本位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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