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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古代宗法统治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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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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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了全蒙古。也速该于1171年被塔塔儿人所害，此后泰亦赤兀惕贵族集团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斗争，导致了朦骨国的分裂。1189年铁木真重建朦骨国后，其内部的汗位之争已演变成汗国之间争夺蒙古草原统治权的斗争，因为蒙古部建立初期国家政权的同时，克烈亦惕、乃蛮、汪古等部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2](P23-24)。不过，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蒙古初期国家政权结构中，那颜贵族及其权位高于那颜贵族的“汗”构成了蒙古社会统治者。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管着”“众达达百姓”[9]（卷1），随意对百姓施发“号令”[9]（卷2），而且往往世袭权位。《元史》有云：“海都殁，子拜姓忽儿嗣。拜姓忽儿殁，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殁，子葛不律寒嗣。“[12]虽然合不勒汗之后的汗位继承存在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是在一个宗族之内传承，他们都是海都的后裔，“汗位只是从一个家系转到另一个家系”[1](P130)。与此同时，克烈部、乃蛮部及汪古部的汗位亦为世袭。这时的汗已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其始汗多由氏族部落首领演变而来。毋庸讳言，这种在家族、宗族范围进行的父系血缘的权位传递，带有明显的宗法文化特征。
正是由于汗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统治者和汗位的世袭，才会出现那颜贵族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分裂、敌对和攻杀。“也速该辖尼伦各族，咸畏服之，然同族有隐忌者……族人如蝎。”[15]（卷1上）泰亦赤兀惕部之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常与自己的同族人为敌[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95-296），“诸部多苦其非法”[16]（卷1）。其它各部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照烈惕部之塔海鲁被“族人忽敦忽儿章……杀之”[17](P14)；“亦乞列（思）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思）部所逼，败之……”[17](P60)；而“弘里兀惕……与弘吉剌人和亦乞列思人同出于一根……彼此为长幼宗亲，但他们经常为敌，互相作战”[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69）；塔塔儿部彼此之间亦“发生过许多战争和冲突，他们经常互相屠杀，蹂躏和抢劫”[10]（第一卷第一分册，P168）。不仅如此，这种争权夺位的残杀还发生在近亲之间。成吉思汗与撒察别乞、泰出均为合不勒后代，同属祖父裔孙，但后来成吉思汗率兵灭之[12]。乃蛮部太阳罕与不亦鲁黑罕“昆弟交恶，分国而治”[15]。忙忽惕部“者台那颜之父由于追随成吉思汗，被他的叔伯们所杀；他们还想谋杀当时还是个乳婴的者台”[10]（第一卷第一分册，P199）。这种同门相煎的权利之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血缘亲属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氏族血缘组织在蒙古早期国家统治中不复存在。事实上，游牧民族的氏族血缘组织仍然存留在蒙古初期国家政权之中。
蒙古族氏族血缘组织不仅在其初期国家建立之后与行政组织紧密结合，而且还与其军事组织相结合。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前，蒙古地区虽无统一军队，但各部各有自己的军队。至合不勒汗时代，蒙古地区渐呈统一之势。忽图剌汗时，蒙古部的军旅由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统领。与此同时，蒙古地区几个较为强大的部落也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如乃蛮部“有一支庞大而精良的军队”[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24），泰亦赤兀惕部也“拥有无数的军队”[10]（第一卷第二分册，P23）。这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18]的军事力量发展的结果，必然会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军事组织形式。
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蒙古初期国家的军事组织带有明显的游牧特征。他们自幼养成“勇悍善战”[5]（乙集卷19）和“善骑射”[19]（卷74）的社会传统，故有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12]（卷98）之史载。“古列延”曾是蒙古氏族制时代的集体游牧方式，它后来虽为“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所取代，但由于它仍具有集合各个个体家庭的协调和防护功能，因此便逐渐从游牧的经济组织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军事组织形式。“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在现代（指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战’之时—引者注），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成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10]（第一卷第二分册，P112）。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防御和进攻的军事组织形式。“其出兵，常在秋季，盖在当时马力较健。结圆营于敌人附近，统将居中。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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