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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古代宗法统治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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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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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携一小帐、一革囊盛乳、一锅，随身行李皆备于是矣。用兵时随带一部分家畜，供给其食粮。”[20](P32)辽代时，札剌亦儿部亦曾以这种军事组织形式与契丹作战[15]。毋庸置疑，这种由集体游牧、经济组织演变而来的军事组织，不可能不带有氏族血缘组织的宗法特征。
事实上，这种已演变为军事组织的“古列延”形式不仅存在于蒙古诸部统一以前，而且在成吉思汗乃至他的继承人时代仍然存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古列延”这种军事组织管理形式渐趋完善。在成吉思汗与札木合进行的“十三翼之战”中，成吉思汗“按照万、千、百人点数”[10]（第一卷第二分册，P112），“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12]（卷1）。后来，其军事组织分工更细。《元史》卷99《兵志》有云：“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行军作战时既分中、左、右军，又别前锋、后援、前哨、后哨[9]（卷3、卷4、卷5、卷6、卷7、卷8、卷10）。此外，还“严整军马”，严明号令。“自将帅以至士卒，虽无敌时亦当筹备，一闻号令，立即起行”[15]。“未战之先，号令诸军：……若军马退……不翻回者斩。”[9]（卷5）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汗及那颜贵族的“那可儿”（即伴当）成为军队的骨干力量，以致后来成吉思汗的护卫散班均有那可儿作随从，但那可儿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若是千户的子……带伴当十人，百户的子……伴当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伴当三人。”[9]（卷9）那可儿早日充当主人的“从者”[15]“出入侍从”[11]（卷2），并为主人牧管牲畜[9]（卷4），战时则“多敌行……做前哨”[9]（卷3）。此外，结交安答也成为一种联合盟友和扩充军事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安答结交一般建立在彼此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如王罕与也速该是由于王罕被其叔菊儿罕败而“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王］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12]（卷1）。如果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和利益冲突，安答关系则难以为继。成吉思汗与札木合之间的安答关系的破裂，即为明证。这种依靠安答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协作虽不稳定，但它“使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各部扩大了联系，加速了各部成员彼此混杂的过程，进一步打破了氏族部落界限”[1](P77)，另一方面却又促进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
三、宗法奴隶制向宗法封建制的过渡
成吉思汗征乃蛮部之前，曾将其部属编组为千户，任千户长进行管理；又从千户长等各级官员子弟和平民中挑选80人组成宿卫军，另选70人组成散班，封了6个扯儿必官统领，并建立了分四番轮流宿卫的军事制度。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诸王群臣共上尊号称他为“成吉思皇帝”[12]（卷1），此后，成吉思汗开始建立封建统治秩序。他将千百户制度普遍推行于蒙古各部，以千户、百户、十户的形式把全体蒙古人组织起来，并封那些有功的那可儿们为千、百、十户长，进行统管，且其职位世袭，史称“莎余儿合勒”（即恩赐、分封之意）。这样，千户便成为蒙古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军事单位。成吉思汗还把蒙古国的臣民百姓视为自己的家产，除自己直接管领一部分外，其余部民均分封给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子侄，他们每人得到若干千户，称为“忽必”（即份子）。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扩建了原有的怯薛（即护卫军），形成了一支由其直接掌管的万人常备军，其中包括千名宿卫士、千名箭筒士及八千名散班。这些官兵均由各级那颜及平民的子弟担任，他们自备马匹、武器和给养，而且还可以随身带有自己的“伴当”。因此，这些“怯薛歹”的身份往往高于在外的千户长。
此外，成吉思汗通过创制蒙古文字、设立也可扎鲁忽赤（蒙语“扎鲁忽赤”汉译为“断事官”）及编定大札撒等措施，建立起了大蒙古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至此，蒙古族的游牧宗法奴隶制开始向宗法封建制度转化和过渡。
公元1036年（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被推为“汗”后开始了其内外征讨的步伐。当年，他即派兵征服了吉利吉斯及斡亦剌、八剌忽等森林部落。1211年，高昌畏兀儿和哈剌鲁贵族分别杀死西辽少监并遣使降附。1218年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47年招降吐蕃，1254年灭大理，1279年灭掉南宋。
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同时，蒙古国亦曾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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