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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义利思想片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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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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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地位，人们为了解决饮食布帛、饥渴寒暑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礼义的应运而生。因此，李觏不仅把礼义从抽象的理论说教中，还原为实在的经济生活，而且明确地指出：没有利欲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礼义的起源，伦理纲常也就不能赖以生存了，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利欲的合理性。该种认识中和了传统的义利思想“义重于利”的极端认识。而关于义利统一性的认识上，为了论证利与义的统一性，李觏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释。李觏把“礼”的作用尽可能的加以扩大（胡寄窗，1981），他说：“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32]他还指出，礼包括很多的内容，礼、乐、刑、政这些“天下之大法”和仁、义、理、智、信这些“天下之至行”都“一本于礼”[33]。可见，李觏突破了历史上将礼、乐、刑、政、仁、义、理、智、信并列的传统说法，而是把礼抬高到首位，认为礼是其余七者之本，这七者实际上就是礼的体现。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把经济生活纳入到了礼的内涵，认为物质财富本身也是礼义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把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质条件，与那些在封建时代视为神圣的纲纪伦常共同作为礼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突出地把前者放在首位。礼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了，利与义统一起来。重视现实，发展经济，已经成为礼义本身的内在要求了。李觏思想的成熟阶段时期的义利思想则其旗帜更加鲜明，思想更加成熟和深刻。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传统批评的更加犀利。李觏在早期的利欲论只是曲折地反对“贵义贱利”的思想。而到了李觏思想成熟阶段，李觏则对这种思想展开了正面的攻击。他强调：“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34]在思想成熟时期他又指出，利欲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准人们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35]，并公开否定孟子“何必言利”[36]的说教，认为这是一种偏激的言论。这种对儒家权威思想的批评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李觏有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来批判儒家正统的义利观，李觏曾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望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37]第二，把义利问题同国富问题联系起来。在李觏早期的经济思想里，没有把利欲论作为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提出来。但是到了李觏思想成熟时期，李觏深化了他的认识，针对“儒者之论，鲜贵不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38]的情况，其十分明确的指出了为顺应人的欲望，满足欲望而进行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对“富国”的基础作用。他认为，物质财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无论是人们的衣食主行，还是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都离不开“利”即财富。第三，在批判义利问题的同时还批判尊王贱霸思想。在宋代反对改革的势力，往往用“贵义贱利”的思想作为反对富国主张理论武器，而用“尊王贱霸”的主张作为反对强兵主张、掩盖自己对外屈辱妥协面目。（赵靖，2002b）由于李觏要求改革以改变宋代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必然在他的对传统义利思想的批判中也对尊王贱霸思想进行了批判。首先李觏对“王道”与“霸道”做出了新的解释和说明。他指出“王”和“霸”只是对人的一种称号，而不是指人所实行的那个道的名目。所谓“霸”就是诸侯的称号，而不是天子的称号。人们所实行的道有粹与驳之区别，但其称号却是不能变动的。在世俗人眼中，看到古代王者之道纯粹，于是就把诸侯之道纯粹也说成是王道；看到古代霸者之道驳杂，于是就把天子之道驳杂说成是霸道，这显然是悖谬之论[39]。李觏基于这种王与霸的认识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认为宋朝更应该讲“利”，强兵富国。
（二） 永嘉永康学派的反传统义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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