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
 |
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
|
|
均输控制商品流通与价格，青苗通过借贷控制货币流通，货币官铸，那就不用说了。
官府参与和干预、控制商品交换，无非是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王安石之所谓理财，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他说：“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⑦“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民力，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⑧王安石所谓民财、国用，为理财的两个方面。要使二者相辅相成，而不相倾相毁，关键在于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官府不独参与农业、手工业，也要参与商业。他说“理财以农事为急”，
————————
① 参阅《宋会要辑入》卷一三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二七九。
②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二、一一四；《宋会要辑稿》卷八六；参阅《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
③ 《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四明尊尧集》卷五引王发石《熙宁奏对日录》。
④ 《王文公文集》卷一○《翰林学士除三司使》。
⑤ 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九六、一五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二七、二九○。
⑥ 见《文献通考》卷五《田赋五》。
⑦ 《王文公文集》卷五一《收盐》。
⑧ 《王文公文集》卷三一《乞制置三司条制》。
“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则亦因民财而用也”。①贷民以常平钱米而修水利，财出于民而官府亦得其利，生产发展了，财用也增加了，这是王安石经济学说的基本点。他说：“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今方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不少，理财之义，殆亦可思。”②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加，生产也增加了。生产与用度，往往要通过商品流通和交换来作为中介的。他都从积极意义来考虑，不只是消极地制国用而已。
王安石理财，目的在于为封建政治服务。他对于商品经济的重视，也是以服务于封建政治为其前提的。他说：“自古未有政治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③。古渭城是一个边防据点，就地设市易司以筹经用，市易司是为边防而设，乃最明显最直接的一个例证。北宋是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中央集权制，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统治，以商品经济为纽带，控制着全国的经济，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从这个时代背景来说，其重大作用，可想而知。
不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为封建政治服务，这在汉代桑弘羊和唐代刘晏已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过。宋代商品经济比汉、唐又有所发展，王安石所谓“公私皆贩卖之人”，如实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他在前辈人理论继承、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又大踏步前进了。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利用商品经济以促进整个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从而更有利于封建政治的稳定和巩固，这是封建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可能起一种积极作用。王安石在他的有关论述中虽然不能自觉地阐明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其变法实践中窥见其端倪而给予适当评价。 八、问题的初步综合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明宋封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很复杂，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各阶层之间，利害关系也不完全一致。大地主由于商品的自由交换，有碍于他们的巧取豪夺，对于新法一般是抱有反感的；其中仍然有人利用商品经济和新法的某些措施从事货殖，有些举子乘坐舟船贩运于长江，代表着这种倾向。中小地主间属于以农致富、家业兴旺者，往往会反对新法；属于小康之家处于自保局面者，一般对新法不大关切甚至也会反对；产业不多或初期致富者，一般会表示赞同，这一阶层人数较多，发言权却不多，苏辙说“雇法之行，最为其便”④，大抵指这些人而言。从整个地主阶级来看，南方与北方，城镇与乡村，地区不同，各个阶级、阶层的利害也稍有不同，他们的态度，应该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大商人一般对于抑兼并的做法是反对的，而对于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措施，还是会加以利用；中小商人的大部分表示支持或者无可奈何地加以接受，而他们对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