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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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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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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又没有什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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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二二○。
② 《王文公文集》卷九《诏不允赐宰臣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赍》。
③ 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
④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言权，影响不会太大。至于农民、手工业者，新法对他们影响不那么直接，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要经过地主、官僚的种种干预，地主、官僚又会把一切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因而总的说来，财政上的刻剥，最终都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对于新法是谈不上支持的。
当时大地主、大官僚掌握着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力，大商人也常常会与上层统治人物相勾结，他们构成守旧派的中坚力量，本身足以左右政局。他们的势力伸人宫廷之内，皇帝身边的大臣及宫廷内的后族、皇族，一般又有着影响、支配皇帝的作用。王安石遭到反对，由大臣开其端，后来被迫去位，后族、皇族便成为最后决定的力量。王安石退位，表面上为“天变”所引起，骨子里却由于宫廷拒用折二钱以及抱怨免役钱太重而借“天变”这一故事爆发出来。王安石也早已意识到这种危险，说是“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近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又说“今人臣皆凭附近习”，“在廷之臣，莫敢惮近习，表里架合，更相庇覆”①。汉、唐有阉宦，宋代有近习，任何革新，必然会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这在整个封建政治中是屡见不鲜的。加上宋神宗对理财的理解，跟王安石本不甚一致；宋神宗又往往拘泥于“故事”，不敢大胆地因时制宜，因之对新法的推行，常常动摇不定②。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皇帝亲自掌握统治权力，如果表现动摇不定或者在全盘改革中取其所需，最后是“近习”得势，新法无法实行，王安石即使得到地主阶级中一些人的支持，也是会失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具有了初步的物质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基础，才出现了熙宁、元丰间的改革的。只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充分也很不平衡，在条件不怎样成熟的时候，作出这种大胆的尝试，本是难能可贵的。北宋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尚容许生产力慢慢地向前发展，利用商品经济来促成这样的发展，亦属自然趋向。王安石倡导的一些改革，只不过袭用各地早已经试行过的方案，希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不是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来为封建政治服务，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可能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王安石本属大地主阶层，由于家世不是大官僚，本人又是所谓南楚之士，一向对现实政治感到不满，希望有所作为；他对于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抱有同情心理，希望限制豪强兼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天下给足”的局面。因此，他的主张，较多地反映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的要求，尤其是南方地主和商人的要求。而总的方面，乃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一种主张。北宋时期，地主阶级开始走下坡路，这种革新派力量虽然比较微弱，而在一定条件下总会或多或少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反映出来。后来物质条件更充分一些，这种主张更易为一些地主阶级革新派人物所接受，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就有所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向，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至于司马光这一班人，属于地主阶级的守旧派，对于封建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前景，忧心忡忡。他们只看到商品经济经常腐蚀自然经济，
却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是可以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一味消极对待，无所作为。这种具有预见性的阶级没落感，正是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一个共同弱点。其实商品经济本身，并不直接孕育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它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自然经济，而自然经济的向前发展，又总是伴随着简单的商品生产而趋于繁荣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司马光对变法的忧心忡忡，实在是“諰諰过虑”，杞人忧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相比较，司马光鼠目寸光，老是向后看；王安石则不失为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能跟上时代前进。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曾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③，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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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二五二、二七六；《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
② 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一一四、一一五。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25页注2 << 上一页 [11] [12] [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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