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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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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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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等法的施行，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环绕青苗、免役法的斗争，使王安石不得不一度引退；环绕市易等法的斗争，终于使王安石被迫下台。
市易、均输等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至于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这方面的争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义与利的问题。司马光等主张言义不言利，王安石则认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③，在原则上两派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化到当时经济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以义理天下之财”，实行了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一套理财办法，希望“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司马光反对这些办法，把王安石重视理财说成是言利而不言义。司马光讲的义指的是什么?皇帝没有择定继承人，就被认为是“当今之务，大而急者”；而滨河泛滥成灾或谷帛窘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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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苏轼建言以田募役。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七，王安石言以田募役有十余害；又二六三，吕惠卿言给田募人充役；《通考》卷一三《职役一》，诏罢给田募役法。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论义役；《续通考》卷一五，嘉定、咸淳行义役法。参阅《宋会要辑稿》卷一五八，臣僚言处州义役。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
却都是“小而缓者”，好像只有尊君才是义，其他都可以说是利，都不那么重要了①。相形之下，两者格格不入，有着深刻的分歧。
第二，要不要理财的问题。司马光有时把财利、食货提到很高的地位，说是“食货教师在下之急务”，“钱谷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职”。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应该说，他们都是很重视理财的。而他们偏偏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攻击王安石新法是基于理财、基于言利，这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光对于财货有一种议论：“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地官。”这种荒谬说法，南宋陆游曾予以驳斥，他说：“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③陆游说得有些道理，可是更重要的是，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非“天地所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物质财富并非“止有此数”。司马光否定劳动价值，否定生产的发展，因而把理财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只有消极的应用，不曾作积极的打算。王安石是不同的，其论点有如：“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贫且滥也。”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⑤“夫转输天下之财以给有司之费，皆有常数而无横求。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患乎经人之不足?”⑥我们比较一下王安石与司马光对理财的不同议论，就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理财思想，有着革新与守旧的重大差异。司马光否定劳动生产，否定生产的发展，否定人力经营的重要作用；王安石则大体上承认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生产是发展着的，从而认为人力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司马光认为财不在官则在民，王安石则认为财可在官、在民，亦可归于豪强兼并。他们之间的论点，如此针锋相对，对于促进商品交换的市易等法，会有完全不同的估价，那是势所必然的。
第三，如何理财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放散县官之物以予民”，是“损上益下”，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只能“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究竟怎样可以做到“上有余财”，他又不予理会，这只是一句空话。王安石要理财，他认为是离经叛道。司马光连农事也是鄙视的，说什么“樊须请学稼，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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