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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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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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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简单!服役与免役，不是一般的权力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利害关系，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就从宋代的衙前、里正来说，已不属真正的力役，也被认为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只要是一个“士”，不负担官品以外和任何减速，何况是真正的力役!助役钱不论收多少，这些人总会反对，即使宋神宗决心加以压制，这些人仍然会千方百计要反对。一直到后来，免役法有时还会行得通，助役钱却不能施行，道理也就在这里。
由于出助役钱而反对免役法的，属于封建统治上层人物，范围究竟有限。免役法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还在于这种服役方式是募，而服役的中介是钱。官户不愿出助役钱，跟服役方式、中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问题复杂化，斗争也更加激烈，这需要详加探讨。
差役法服役方式是由地方官差派，被差派的人亲身服役，一般不能以钱代役。服役的名色繁多，有如衙前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长、壮丁维护治安，承符、人力供奔走驱使，此外州县还有曹司、押录之类，都是从九等户中差派。原来规定，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第五等以下户不任力役。但户等往往不能按产业如实评定，而差派又不能按户等合理分担，问题历来就很复杂，弊病很多。一般说来，衙前、里正之为，大都是中小地主充当；其他力役，主要由农民承担，其中也有地主，农民在总人数中占很大的比例。宋仁宗时，有人估计三千户的县，中等以上约为一千户，除去官员、形势、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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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
将吏约一二百户不任差派外，只有八九百户可以被差派充任各色力役①。我们从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比数情况来分析，这八九百户至少有三分之二为农民。可见力役负担，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力役性质，主要是农民向封建国家提供的力役地租。
免役法规定，除耆长、壮丁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中分别轮差并相应地分别减免免役钱外，衙前、里正、户长以及州县色役，均募人充役，官户、坊郭人户以及女户、僧尼等则出助役钱。因此，耆长、壮丁对农民应役而言，仍为力役地租性质，而其他各色力役，由承担差役的人户，按户等出免役钱，这对农民而言，等于是交纳给封建国家的一种货币地租。
差役或免役，对农民而言都是属超经济强制，这一根本前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力役地租性质改变为货币地租性质，从封建地租形态来讲，好似跳越了实物地租阶段，这一变化确乎不小。北宋时期正处于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力役地租仍然存在，货币地租亦已出现。封建国家征自农民的力役，由于力役本身性质所规定，采用力役地租性质的服役方式，也好似是理所当然。但毕竟社会上已出现货币地租，必然会反映到封建国家的役法上来，免役法早就局部地暂时地出现过，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守旧派司马光这班人，是极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的。他们固然不懂得地租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更不懂得地租理论，但很直觉地感到许多不便，其中如历来使民以力不以钱，历来征役以差不以募。现在以钱募役，超经济强制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农民对于地主和封建国家的从属关系实际上会有所削弱，那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察觉到免役用钱，则钱重谷轻；征役以募，则役非土著，对自然经济和封建统治都是不利的②。结合青苗法的借贷以钱的趋向，加上本身要出钱助役，表现出“非便”之想，这都是他们切身利害所驱使的。
地租形态的演变及其后果如何，司马光等人并不真正理解，王安石也没有触及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曾说过，“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只知道徭役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再从这些现象深入下去，涉及地租演变问题，他便无能为力了。倒是有些守旧派人物，不自觉地在探索这种带实质性问题，可以说开始触及役法有关诸现象的深处了，下面引述苏轼、苏辙兄弟两人的议论：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三代之法，兵农为一，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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