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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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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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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言：“……臣窃谓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献助，易助为辙，要
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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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一》。
② 参阅《宋会要辑稿》一二七；《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应诏言朝政阙失事》。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至七九。
④ 《通考》卷一三《职役考二》。
苏轼认为差役变为免役，跟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相类似。我们引申一下予以理解，那就是役法不以本色而以钱，不用差而用募，亦即力役跟农民人身分离了而代之以钱，这在理论上多少触及地租形态的边缘。苏辙把由差役变为免役比拟为“易助为辙”，直接探索到地租形态的内容，这一类比，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仍然说明不了其中的深刻内容和具体道理，自然我们也无法要求他达到这个水平。
苏轼还注意到役法变更中一些实质性问题。他说：“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稳操胜券充之，然终非天下所常行。”①苏轼认为“役人必用乡户”，即力役不能用钱代替，当用力役本色；征役不能募浮浪人，当用土著农民，这简直是天经地义。他察觉到以钱代役，离开了力役本色的范畴，离开了农民应役的范畴，毕竟触及地租问题的边缘，虽然他并不理解地租形态演变的实质。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新法的实际效益使他不能熟视无睹，他曾经算过一笔账：“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②这笔账的可靠程度如何，我们难以下定论。不过可以肯定，苏辙从社会现实中看到了免役法对于节省人力、物力大有好处，也就会认为它对于封建经济有利。无怪乎他从反对免役法转变到赞成免役法，他对问题已接近于具有实质性的理解。
司马光在守旧派中算是最顽固的，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免役法“非便”，别人难以比得上他那种敏感程度。他对差役变为免役，察觉到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变化这一要害所在，他说：“旧日差役之时，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事发逃亡，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③司马光所谈的，涉及农民对地主和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方面的一些现象，守旧派对此是极为关心的。苏辙一度具有司马光同样的想法，后来看到免役法实施后，所募的人还是可靠的，才解除了顾虑④。本来差役改为募役，农民所受超经济强制仍然一样，人身依附关系即使有所削弱，那也是不显著的渐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绝不是岌岌可危的事。封建社会要向前发展，这种变化乃是不可避免的，杞人忧天，守旧派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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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坡续集》卷一一《上神宗皇帝书》。
② 《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③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七。
④ 《宋会要辑稿》卷一二八载苏辙言：“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
商品经济愈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会削弱，其中介为钱。司马光看到钱的为害之处，其他守旧派人物莫不如此。所以在免役法实施过程中，就有人主张“以田募役”①，后来有的地方也曾试行过。南宋又有所谓“义役”②，这与以田募役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只是义役掌握在乡邑士大夫手里，而以田募役则由封建国家直接掌握，方式上略有不同而已。以田募役，使应募的农民固定在封建土地制度羁绊之下，他们对封建国家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于一般佃农，无甚差异，即有“宗族、田产以累其心”，自然符合守旧派的口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以田募役事实上不容易行得通。义役因此只能在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施行，终究是行不通的。以田募役，力图避开役法中这一钱的中介，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商品经济处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钱币流通日益广泛，当时募役以钱，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绝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 六、市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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