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 |
 |
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
|
|
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暵，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四·振恤》，商务印书馆，1936年万有文库本。）以饶州为例，乾道五年（1169年）“连岁旱涝，细民艰食”。朝廷诏命拨义仓米赈济，结果只拨到义仓米6800余硕，“不了一月赈粜之数”。又从上供米中拨付10000硕，仍微不足济。而同时从上户处“劝谕”所得即为196000余硕，无疑是该次赈济的主要经济来源。（注：《宋会要》食货五八之六。）因此，为鼓励民间有力之家积极出粜，赈济灾荒，从绍兴至乾道，先后数次制定了优厚的劝分赏格，（注：《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振恤》；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二《鬻爵》，丛书集成本。）显示了国家对劝分事宜的重视和对民间赈济资源的依赖。从笔者所接触到的两宋史料来看，凡是遇到地方赈灾救荒事宜时，大体上都要行劝分之政，尤其是南宋时期，劝分更是荒政中常用的手段。
根据规定，劝分属自愿性质，不得强迫，但在具体执行中，自愿与强迫并存。
自愿的事例很多，如高穆武王知嬴州，“属岁大饥，谷价翔起，即召诸里富人谓曰：‘今半境之人，将转而入之沟壑。若等家固多积粟，能发而赈济之，若发济州将之命。’于是皆争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万余人”。（注：宋·王圭《华阳集》卷三六《高穆武王（继勋）神道碑》，丛书集成本。）罗彦辅在溧阳，“岁不登，道馑至相枕藉”。罗乃“亟请常平米，又劝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乐输。而就哺者，至不远百里，赖公以生者，不可胜计”。（注：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卷四八《罗大夫（彦辅）墓志铭》，丛书集成本。）
细究这些人的自愿动机，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受到执行官员的表率作用。如向经知河阳，遇“大旱蝗，民乏食。经度官廪岁支无余，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赈救之”。由于受到向经表率之影响，“已而富人皆争效慕出粟，所全活甚众”。（注：《救荒活民书》卷三《向经以圭田租赈饥民》。）二是劝分赏格的激励作用。如“抚州赵富翁，家饶于财，常以名不挂士版为慊。因岁饥，官委振济，当受赏”。（注：宋·洪迈《夷坚志补》卷七《赵富翁》，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因为这些人看重的“本非急禄，止欲以此为荣，夸其闾里”。（注：《宋会要》食货五九之五一。）因此，劝分赏格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三是阴德观念的影响。如汤致远枢密死后，其孙梦其来告：“岁方苦饥，能发廪出谷以振民，远胜作佛事。”长孙即持米500斛与金坛宰，使拯救饿者。将尽，又以300斛继之。（注：《夷坚乙志》卷一四《振济胜佛事》。）相反，若是荒年非但不积极出粜米谷救饥，反而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则有损于阴德，必遭天谴，。宋人书中多此类记载。如徽州婺源胡某，“平日不以赈恤为念，出纳斗秤，大小不同。开禧丙寅五月，坐阁上阅簿书，雇震雷击死，簿书焚毁，斗秤剖析，其妻为神物提下，肢体无伤，闾巷之人皆知之”。（注：《救荒活民书·拾遗》。）庐陵人龙昌裔，积米数千斛。遭岁旱，米价腾贵。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朵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书一纸，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婿，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考”。（注：宋·徐铉《稽神录·拾遗·龙昌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点校本。）从此例中可见，囤积居奇不恤饥荒者，非但要遭天谴，且对其亲属也有现实的负面影响。
强制的情况也不少。如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诏河北路监司令州县官谕富民，有积粟者毋闭粜，官为酌中立价，毋得过，犯者坐之”。（注：《宋会要》食货五七之一二。）强制干预出粜价格。孝宗隆兴二年（1163年），“霖雨害稼，出内帑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于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间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注：《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四·振恤》。）强行确定出粜数量。到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以“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以至“告藏之令设矣”。（注：《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振恤》。）更为严厉的是，对于不愿认粜者，往往处以刑罚。例如潭州安化县上户龚德新，早年依靠“兼并，遂至巨万。以进纳补官为进武校尉”。后遇“旱伤阙食，独拥厚资，略不体认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