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 |
 |
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
|
|
卷一六《尚书郎赠金紫光禄大夫毕从古行状（代陈知默撰）》，丛书集成本。）
其次，由于政府对富民的强制性发廪，导致国家与地方豪强的冲突。最典型的是黄震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在抚州的劝分工作。当时，抚州遭遇大饥荒，而官府根本没有多余粮食可以救荒，唯一可以想的便是从富民处劝分。为此，黄震在短短的120余天时间里，一共发了20余道文榜，基本都是关于劝分的。然而，尽管黄震苦口婆心劝说，威逼利诱想尽办法，但仍有部分富民拒不出粜。黄震乃派人对其中两个大户进行强制性发廪。其间细节不详，但冲突看来是很激烈的。因为到最后，“应干劝粜官吏及提督寄居士友，人人危惧”。（注：《黄氏日抄》卷七八《七月初一日劝勉宜黄乐安两县赈粜未可结局榜》。）
再次，由于政府和贫民于荒年每每将手伸向富民仓廪，虽解了一时之急，但对于富民的储蓄积极性是个极大打击。既然荒年非但不能通过储蓄牟利，而且常被政府和贫民强行发廪，反致祸患，那么，丰年又何必积极收购米谷储蓄呢？这样一来，到了丰年，富民不愿收购粮食，一旦再度遭遇灾荒，粮食短缺，反而加剧了饥荒，形成恶性循环。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就好比是一块蛋糕，利益博弈是指对蛋糕的分配过程，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如何使蛋糕做大的问题。由于博弈中一方利益在政府行为的介入过程中明显受损，则会使其做大蛋糕的积极性遭到打击，反而使蛋糕变小。从两宋饥荒不断加深的情况看，虽原因复杂，但也与政府强制发廪的不当行为有关。 三、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
从中国古代传统国家理论来看，政府是王权仁政的表达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民利益的代理者。但从宋朝劝分一事来看，这两者是矛盾的，政府角色呈现出异位的特征。
首先，救荒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其经费来源早已包含在人民贡输的赋税当中。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常平仓、义仓等备荒机构，但每到灾荒发生时，官吏或者吝而不发，或者早被挪做他用而不足应付，只是一味地将手伸向富民仓廪。那么，既然政府无法惠养百姓，只知从富民处劝分粮食，还要政府何用呢？其实，宋人早有这样的疑问。王柏就尖锐地指出：“官无以赈民，使民预输，以自相赈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数额常亏，遇歉岁则复科巨室，此何义哉？”（注：《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以义仓为例，该仓创始于北宋初年，庆历元年（1041年）恢复，“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二斗，输一升，以备水旱”。（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义仓》，丛书集成本。）但是，就是这样一种专门为救济而设的机构，实际情况却是每到灾荒期间，官吏往往“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注：《救荒活民书》卷二《义仓》。）政府之养民如何体现？
其次，按理：“荒政之行，当以赈济为主，劝分为辅。盖有司不惜官廪以惠民，然后可责富室不私藏以惠乡里。”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反：“于民间所有则根括无余，形迫势驰，一切不恤。考诸民间有家产仅千钱而劝令认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罚米数百石者，民间畏其虐焰，止得俯首听从。”（注：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四部丛刊本。）既然政府有米而不肯出，那么富民当然失去出粜积极性，而且，一旦富民出粜赈济，则贫民只会感激富民而不会感激政府，（注：《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那么政府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再次，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国家就如同家庭一样，子弟劳作供养父兄，父兄敬事以养子弟，但事实却正相反对。方腊在他的起事鼓动中曾说过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注：宋·方勺《青溪寇轨》，台北：新兴书局，1981年《笔记小说大观》本。）在这里，政府非但不能养民，而且成了欺压人民的敌人，政府与人民的对立便由此产生。尽管在劝分中，政府往往是与富民对立的，但从本质上说还是与人民的对立。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在政府到底是作为人民的代理者还是人民的主人的问题上，角色定位是不清楚的。虽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君主自身，但两者也是有区别的。虽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