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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政与劝分：民间利益博弈中的政府角色——以宋朝为中心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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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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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方法解决贫富双方的矛盾，即允许富民收息放贷，“候丰熟之日，官中特为理索，不令逋欠”，从而鼓励储蓄，以从根本上解决饥荒问题。（注：《传家集》卷三三《言蓄积札子》。）但朝廷上下并未采纳，各地仍采取宽禁捕的方式应对灾荒，宽禁捕已成行荒政的一部分。如熙宁年间（1068-1077年），河北灾伤州军多有饥民劫盗者，罪当死，朝廷则诏令一律减等发配。（注：《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四·振恤》。）
与囚徒困境相关的另一命题是公地悲剧，即双方将博弈的目标指向公共资源。所不同的是，在这场贫富之间的利益博弈中，所谓的公共资源是指向富民财富的。以今天的观念看，当然不会认为私人财产属于公共资源，即使是富人的财富。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往往将富民的财产视为是公共资源。在他们看来，民间遭遇饥荒，“转籴于大家，亦理也”。（注：宋·王柏《鲁斋集》卷六《静观堂记》，丛书集成本。）所谓“理”者，是说富人财富本来就是贫者创造，危急时拿来享用是天经地义的。关于此，黄震阐述得更为详致。他说：“天生五谷，正救百姓饥厄；天福富家，正欲贫富相资。米贵不粜，人饥不恤，天其谓何？况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彼其平日敬我者果为何赖？今一旦遇歉，竭彼苦恼无所措办之钱，博我从容尽可通融之粟，此之粜与否，彼之死与生，君子以仁存心，宁不重为衿恻切几莩体？”（注：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说：“照对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富者种德，贫者感恩，乡井盛事也。”（注：《黄氏日抄》卷七八《四月初十三日到州请上户后再谕上户榜》。）此外，对民间意识影响至深的道教说得更露骨，道教经典《太平经》卷六七云：
或有遇得善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注：王明校注《太平经合校》第246-247页，中华书局，1960年。）
由此可见，在劝分一事上，民间利益博弈中的公共资源是指向富民私有财产的，这可以被视为是劝分的思想基础，也是贫民发廪行为合理化的思想基础。但从实践中看，此举对于当时社会的长久发展也起到了负面作用。
首先，在这场民间利益博弈中，由于政府过多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贫民，导致“发廪”等非法行为合法化，有时反而加剧了贫富冲突。如毕从古“为寿州通判，摄其州事。秋大饥，民无食者，相与发富人之仓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属县，先上其渠帅一辈五六人。公谓曰：‘岁虽饥虽贫，不俟县官之命，而群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系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谏公曰：‘情轻系重殆不可，且又人众不可动，将有变。’公不听。会颍上亦大饥，民亦发富人之仓而攘其粟，得数人，其县令雷祥议曰：‘岁饥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悯，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谓曰：‘岁饥无食，县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复相与发富人之仓，三日三夜，凡数千。旁诸县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后太守李顾，反用法日诛数人，以止其盗，盗终不止，而被诛者数十人。至春，道路无敢行者。于是都官员外郎万宁诣阙上书，且言颍上守令无状，皆谪去。而寿阳之盗，闻其渠帅且死，无复敢为盗，系狱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决纵舍，终无一人死者”。（注：宋·毕仲游《西台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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