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职责也是以催税为主，并兼及税务征收中攒造户等簿等相关事务。
3.耆长、保正副。耆长之名，源于五代，后周时以之主掌乡村事务。宋初的职役制度，在保障乡村社会安定方面，亦以耆长率领壮丁，“逐捕盗贼”[1](卷12《职役一》)。在开宝七年(974)废乡令中，以耆长“主盗贼词讼”[4](职官48之25)。其他如防备烟火，修补桥道，以及与户长、乡书手一起攒造五等户簿等，也都属耆长分内职责。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朝旨罢耆壮之役，而代以都副保正和承帖人。元丰八年(1085)，朝旨再次由耆长、壮丁取代都副保正、承帖人，主掌乡村治安诸事。随后又规定，允许原来充任保正、承帖人等役的民户，如自己情愿，可再充为耆壮。换言之，朝廷允许以保甲制下的保正等名目充任乡役耆长、壮丁等，这便成为后来乡役、保甲兼充制的源头。
历经元祐更化和绍圣之变后，上述这种以都副保正等兼充耆壮乡役的制度，似更利于州县政府对乡民的治理，南宋时已在更多地区推行。而无论是只设耆长，不设保正，或只设保正，不设耆长，或是以保正兼充耆长，自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耆长和保正的职责都明显地日益具体化了，也出现了日渐增多的趋势。现存文献显示，下述诸事均须由“耆长主之”：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6](卷21《论差役利害状》)；稽查户口，编造丁口文帐和五等户簿[7](卷九)；乡村的地理、村分四至，寺庙馆铺，客店酒坊，古迹河渡等具体事务的变更，查明后向县司申报；官员下乡的迎送和供应酒食，逆旅之客病宿的请医治疗或死后安葬，以及无主坟茔的管理[8](卷3《处事》)[9](卷2《王客》)；协助督税乡役依限征催税赋，催纳坊场钱，将户绝者的田产籍没入官 [8](卷8《知县事榜》);[10](卷20《上王提刑书》)；承受县司各种文引、文帖、告示，然后遍告乡里，解送乡县之间的公事和罪犯[8](卷7《榜耆壮》)等等。对此，李元弼《作邑自箴》卷7《榜客店户》和《榜耆壮》记载尤详。在保正兼充耆长时还有许多法外“职责”，诸如到县司听候差使，或任由县司官吏私自借用承担一些工役，以及各种名目的钱物需索，等等[4](刑法2之121);[6](卷99《约束不得搔扰保正等榜》)。要言之，自北宋后期至南宋，耆长、保正的职责确实是更加具体化，也逐渐增多并延伸至催税职能了。
4.保长、甲头。王安石变法，保甲制的推行和此后保甲名目被应用于乡役制，对宋代职役制度产生了较多影响。保长、催税甲头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成为此后乡役制的主体角色的。史载，熙宁初即已推行甲头之制，由乡村邻近的30户组成一甲，先由家产富足者充任甲头，负责一甲之内青苗钱物的散敛，一税一替[11](卷70《神宗皇帝·役法》)。熙丰后，在各路州县或以甲头催税，或以户长、保长催税，但凡设置甲头，一概负责催理一甲30户（或稍少于30户）的税赋，直至南宋。保长之役，又分大小保长，即每五户为一小保，设小保长一名；每五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名，有时大保长可以兼充户长之役。总之，甲头和保长都是负责催税的乡役。然而，南宋役制有所混乱，甲头、保长等乡役增有“法外”职责，如被县司勒令掌管本属于其他职役的任务，甚而被勒索钱财或应用于一些无偿的奔走驱使等劳役[12]。
二
征收赋税、治安管理，宋初以来，国家制度对于各色乡役的分工较为明确。但是，实行中却往往将上述两种不同职责混在一起，即某一乡役既征收赋税，又负责治安管理，甚至还将其他职责混在一起，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对此，我们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在督税方面，改多种乡役为一种或两种乡役（兼充）督征课赋。唐前期的里正有案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等多项职责。中唐前后，又有书手等参与其事。五代时，三大户（耆长）的职责也有催征。降及宋初，催税者则由里正、乡书手、户长共同承担，将中唐以前由里正一役承担的催驱赋役，改由三种乡役共同承担。开宝七年(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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