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诏令以户长主督税课，而里正、乡书手仍辅助户长催征。至和二年(1055)诏废里正后，督税还是由户长、乡书手共同承担。熙丰之后，各地乡村中负责催税的乡役，或以户长、保长，或代以甲头，或由大保长兼户长之役，或户长、甲头并设，在役制上也大致呈现出乡役职掌渐趋合作的趋向。而保甲制、乡役制参互使用的过程中，督税乡役的职责也呈现出合作的趋向。这一趋向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以督税而言，南宋中期后，在一些路分出现了以都副保正掌管的现象。都副保正本职为负责乡村中的治安词讼、烟火盗贼。由保正副催税的同时，充役的民户还照样承担原来的乡役职责，即一种乡役负有多种职责。
二、熙丰时期主要由甲头督税，散敛青苗等。乡村每30户以内，设一甲头催税。就两宋而言，其催征范围有越来越小的趋向：唐朝督促赋税是以100户为一个单元，由里正负责。宋初“循旧制”，史料中虽然无明确记载，但是，这一时期催税的最小单元，也大概在100户左右[13]。进而言之，熙宁初保甲制以500户为一都保，不久就改以250户为一都保，以每5、25、250户分设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正。这时的乡役数量较之唐代和熙宁以前都增加很多，其中最基本的以五户为一小保征税的制度，较之设甲头，催税范围更加缩小。都副保正等也几乎都身负催税的责任。小保长、大保长、保正副、县司……可谓环环相扣，层层征收。这既说明催征工作的困难，也充分表明乡役职责的合作化趋向，进而体现出政府加大赋税催征和乡村治理的力度，以及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趋向[14]。我们认为，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尤其是保甲法的推行，这一渗透有所深化。而且，如此一来，在沟通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中间层——乡役人数增多的情况下，国家为了节省治理乡村的成本，役钱逐渐转化为新的赋税名目，北宋晚期直至整个南宋时期，役制中明显出现了由差募并用到名募实差的变化。
其次，在乡村社会治安方面，宋初设耆长、壮丁掌其事。熙宁年间创行保甲制，作为民兵性质的保甲正长对于乡村社会治安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保甲制被应用于乡役制，保正承担或兼充了耆长的职责，承帖人取代了壮丁。此后，保正或取代耆长，或耆长、保正并设而以保正兼代耆长，保正的职责渐渐包括了更多的内容：逐捕盗贼，主掌词讼、斗殴、桥道、烟火，掌控私贩禁物、驱催税租，以及在县听候差使，等等。乡村社会中的诸多乡役职责渐渐地由保正（耆长）、户长（或保长、催税甲头）共同承担了。前揭《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80、刑法2之121，《朱文公文集》卷99《约束不得搔扰保正等榜》等史料，均可为之佐证。乡役合作的趋势更趋明朗。
下面，我们从较长时段的观察，结合唐、元两朝史事对此再作探讨，则乡役职能沿革和反弹的轨迹更为明显。隋初，曾沿用北魏以来的三长制，不久即改行乡里二级制，唐朝沿用隋制，在乡村中以100户为一里，5里为一乡，各设乡佐（乡正）和里正掌管乡村事务。不久，废除了乡正掌管乡村词讼职责，而里正的主要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15](卷3《乡党》)。中唐以降，史籍中几乎不见乡佐（乡正）活跃于乡间的记载，所有乡村事务大都均由里正承担。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尤其是两税法的肇兴，赋税征收不再依据丁口的多少，而主要依据民户家产的数量，如此一来，乡间事务陡增。这时乡村管理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出现了书手等名目[24](P.598～606)（书手可见元稹《元氏长庆集》卷38《同州奏均田》，甲头则可见晚唐临安人程仁绍的《请蠲免夫役状》，载《全唐文》卷898；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还多有当村押官、村老、邵村勾当等乡村头目的记载）。这样不但要增加人手以完成州县政府所交给的任务，而且，里正本身职责增加不少，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与此同时，里正也由过去的乡官逐渐沦为乡役。
再看元朝的情况。有元一代政府向民户征收科差、税粮（以人丁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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