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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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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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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皆困，怨声载道，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也和王安石本人的初衷“不加赋而国用足”相悖。
客观上来说，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有利于商品的市场化，增强了货币的流通职能，使货币在流通中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了北宋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正因为如此列宁才会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三、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两个基本条件的满足
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北宋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我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能够自我调节以顺应生产力的需要。这种调节有时是客观的，有时是主观的。客观的就是指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的革命或暴动，促使统治阶级采取柔和的统治态度；主观的是指封建统治阶级主动调整统治策略，以麻痹劳动人民，主动弱化阶级矛盾。王安石的变法就是统治阶级对生产关系主观调整的典型例子，只不过是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唱“主角”而已。
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的封建制经济与欧洲的封建制经济相比较，就生产力范畴而言，虽然同属于自然经济，但我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欧洲的封建制经济是以纯粹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的封建经济则是一个由农、工、商相结合的更为复杂的混合体。王安石的变法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尽管王安石等人当时未能觉察到这样一个中西相异的客观存在。同时，中西方的差异决定了两个经济体在步入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和时间上的不同。就道路上而言，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斗争和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尽管暴力斗争和掠夺并不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唯一途径）。时间上，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13、14世纪最早稀疏地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诸商业城市之中。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凡是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均将其确定于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应出现在北宋中期左右，即10、11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要有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并且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第二、要有大量的货币资本。虽然货币资本不是剩余价值，但货币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先决条件。
（一）北宋的自由劳动力
资本主义的萌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已经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之中。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依仗自身的权势和特殊地位，兼并土地造成大量“苦身劳力，恶衣粝食”的农民由于兼并而丧失或部分丧失自己的小块土地，流离异乡，转死沟壑的日益增多（16）。加上连年的天灾，大量的农民丧失生产资料成为无业游民。
其次，早在唐初，均田制已被破坏，均田制的破坏意味着将有一大部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7）。均田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说不是使小农获得土地，而是使小农从属于土地，当其遭到破坏之后，势必引生出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另外，北宋对劳动人民的户籍管理并不像汉朝的编户制度那么严厉。宋朝把农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种。主户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生产资料的农民。客户则一无所有，其阶级成分为佃农或贫农。主户要向政府交纳“田赋”而客户则无须交纳，客户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靠“百工、技业、师巫、渔猎、短趁、杂作来维持家计”（18）。到北宋中叶，客户比例已在数量上压倒主户。宋太宗时赵普出镇邓州时说“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19）。仁宗时李觏说“今人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20）。以上论述表明地主与客户佃农之间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兼并之风的越演越烈，到了仁宗时期契约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就出现了松弛和改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宋廷下令：“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21）。也就是说国家以法律形式保证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
在城市中，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大贵族、大官僚、大商贾对小生产者的盘剥兼并，大量手工业者和下层居民，纷纷破产。加入到了城市游民的行列，自由劳动力大军日趋壮大。王安石等人也深知如此长期下去不利于赵宋的统治，所以改革派才会不遗余力的打击“不法分子”。缓和日趋上升的阶级矛盾。王安石个人“性刚愎，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22）。没有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仅凭自己以前出任地方官员时的经验，强行推行新法。由于国家机器（如保险福利、法律制度等等）不完善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致使不少地方官员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加上高得吓人的利息。不少农民纷纷失业，自由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加剧。
再次，前以述及，政权之间的使节往来不断，这些使节其实就是一支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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