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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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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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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回笼贵金属、交纳岁币和供宫廷御用。最后也将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增加”的恶性循环。北宋时期纸币贬值很严重，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纸币供给，往往使金融市场不能切入均衡。特别是徽宗朝用兵西北，开支激增，滥发纸币，以助军费，迎来了纸币贬值的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成倍地扩大纸币发行量；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时，又“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史称“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这时的交子已不存在准备金，成为国家敛财与民争利而无实质内涵的“纸钞”。结果导致“至引一缗，当数十钱”〈12〉，贬值现象异常严重，况且交子的流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三年一换”并非是时间一到就可用交子兑换金银，事实上是用旧交换新交，加之体制不完善，人民更为困苦，结果人民诉讼不断。据《宋史 · 食货志下三》记载：“……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13〉。敛财兼并之风日趋严重。
总之，北宋物价的飞涨，有利于货币集中于少数大商贾、大官僚手中，进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以封建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中，高的通货膨胀率不一定引起低失业率的同时产生，封建经济下的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大官僚、大商贾的兼并而导致的。大官僚、大商贾应用手中的特权兼并土地，排斥小手工业者。所以，北宋经济在承受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又要承受高失业率。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提供了必须的货币，又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要素。 二、北宋的经济改革背景——王安石变法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能反作用于经济。王安石是北宋一朝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本文仅涉及经济变法）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两面性。负面影响在于：变法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主观意愿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正面影响在于：变法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的市场化，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发展。
王安石的变法（这里仅指经济变法）主要推行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前后历经十五年，史称“熙丰新政”。
王安石的第一个法项为青苗法，规定：以常平籴本做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14〉。即以常平、广惠各仓储备的钱谷为资本，夏秋时节按户等与不等贷与农民，利息为二到三分不等，收获后随两税一并上缴。王安石此举的目的自然是在于抑止兼并，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然而结果却非如此。如法令规定利息为二到三分，而在实际收息之中却超出很大，王广渊在河北收息就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司马光说到：“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所取利近一倍”。其现实作用不在于抑止兼并而成了政府在做生意，并且是凭借国家强制力量在做生意，与民争利。同时在配置钱谷的时候，不少地方官员实行强行抑配，农民不得不贷，贷后又不得不还，再加之高息，结果不少农民纷纷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六记载说，熙宁三年二月条例司奏称：宿州预支青苗钱，上等绿豆每斗折价75文，次等72文，均比时价高大。在利息方面，实际半年（一年两料）利息不止二分。韩琦说：“陕西春夏常行之法，取利三分，没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而且“强与之使出息”
王安石此举还有另一个用途，意在使官府府库物品商品化。神宗年间，尽管有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的事实，然而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府库钱粮丰厚，王安石就是想让这些囤积物在市场上流通，政府再征收商业税，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方法同样也是当今各国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王安石的另一个法项——均输法中又规定“…….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15〉。人为的规定市场的地域性（客观的讲，该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交通条件所决定的），政府的采购有的必须在京师附近解决，如此一来商品的流通性大大缩小，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市场。王安石在一方面鼓励商业往来的同时，又对商人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击，其具体内容就体现在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中。所谓市易法（市易法的条文很多，原文已不可考，但其核心思想还是在于抑制大商人），就是由政府拨出款项干预市场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法垄断居奇。其实质类似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海打的“米棉之战”。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本意在于“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然而，因为市场体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结果却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另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人不当，地方官吏从中牟取私利。难怪新法一出，天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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