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最近，黄宽重先生《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以及拙文《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对此进行了讨论。拙作浅陋，纯属初步涉及。其中诸色乡役、县役的社会效用较之县尉、巡检等，似乎更能反映出唐宋时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努力，但尚有待进一步详加探讨；黄先生的大作则跨越唐宋，视域广阔，挖掘甚深。

第一，魏晋南北朝以降，迄于隋唐，门阀士族开始走人城市，他们在乡间的统治力量逐渐减弱，原来在宗主督护制下，士家大族强有力控制乡村民众的现象不复存在①，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所以，中唐五代和宋初，国家控制力难以抵达乡间，更缺乏支配每一个社会细胞的能力，似乎可以说是乡村发展史上的一个无序化时代。入宋后，统治者势必要采取措施，以弥补前此“权力空隙”，加强国家对乡间的控制。乡役人数的增加，以及宗族重新出现等，都是宋政府为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②，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③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评定户等，征税派役。自中唐人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④乡村税收人员的工作日趋复杂化了，工作量也大大地增加了。这样一来，就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及时有效地完成上述各项事务⑤。这是中唐以降尤其是宋代，乡役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三，按“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⑥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人口相对固定的户籍制度，乡村民户对于地主的人身依赖渐趋淡化，有了一定的流动自由。在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宋代，佃户还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起移权，流动性也相对增大⑦。民户的自由流动，和灾荒、战乱等因素导致的民户流移，不但使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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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韩昇先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刘昫：《旧唐书》卷——八《杨炎传》；同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页。

    ③  陆贽：《唐陆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唐陆宜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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