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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社会变迁论略（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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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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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会稽郡永兴的贫苦农民郭原平就是一个典型。由于“家贫无产业”，他靠佣力供养父母，“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又曾自卖为“十夫客”。他的父亲郭世道也是一个雇工，又在“雇赁”之余当过小贩，“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郭原平稍有积聚后，“贩质家赀”，买下父母墓前的数十亩田，成为一个自耕农。他有自己的住宅，宅旁围沟，宅中种竹。后来“又以种瓜为业”，生产的瓜主要用以出卖，以至销售至县城及县城之外。有一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史称其“每出卖物，裁求半价”，为邑人所赞誉。虽然是为了突显其“义行”，但也说明其生产目的不是盈利。[18] 郭原平这种情形并非特例。从有专为行驶运瓜船而开辟的“瓜渎”看，当地种瓜出售的农民不是个别的。又如吴郡的范元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19] ，会稽剡县韩灵敏，“早孤，……寻母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苽半亩，朝採苽子，暮已复生，以此遂办葬事”[20] 。东吴名将步骘，避难江东之初亦曾“以种瓜自给”[21] 。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事例。武昌的一些百姓就曾购买城西官地，“种菜自赡”[22] 。北齐髙浟当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刺史时，“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三亩，数被偷。浟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菜叶有字，获贼。”[23] 这位王母就是靠种菜出卖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大概也住在城郊或城乡结合部。由于购买蔬果等物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经营商品性园艺的农民也就主要分布在城郊；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并无二致。又，《晋书》卷52《郤诜传》载：“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坟。”郤诜养鸡种蒜是为了赚钱买马葬母，这是一个特例。但当时社会上必然有类似的商品生产存在，郤诜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也必须有相应的市场，他的计划才能得以实现。郤诜是济阴单父人，生活在西晋初年。从这一例子可以推想，当时北方农民中可能也有从事养鸡种蒜等商品性经营的。贫苦农民当小商贩的也大有人在。南齐永明六年（491），“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戍主杜元懿提出要增收牛埭税，会稽郡事顾宪之反对，指出在来往商旅中，不少是由于歉收而“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幼，陈力糊口”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贩运货物，出卖劳力，换取糊口粮食的贫苦农民。顾宪之认为这些人没有多少油水可刮，“加格（提高征税标准）置市”实际上是“幸灾榷利，重增困瘼”[24] 。
战国时代开始普遍出现的农村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存在。在南方，当时在县和县以下设的市多定期举行，称为“会市”。如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鱼复县“治下有市，十日一会”。[25] 东吴孙权曾“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26] 。据《宋书•良吏传序》说，宋高祖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謌谣舞蹈，触处成群”。“有市之邑”与“百户之乡”相对应，指的就是农村的集市；这种情况与战国秦汉一脉相承。这是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正式的市。此外又有“草市”，可能是首先从民间自发建立起来的一种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会稽等郡，有些村庄已经产生了对市场的依赖。例如，会稽永兴倪翼之母丁氏所在的村庄，“元徽（473—477）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27] 。这种情况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但在江南地区农村市场和商人在农村的活动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农村集市在北方同样是存在的。据《隋书》卷25《刑法志》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2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上《新令》四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按过去一贯办法，罪犯处决后陈尸于市，所以不用交代；只需特别提出“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这说明当时农村中仍然有市存在，但数量可能不多，包括一些乡亭也没有市。又据《北齐书》卷8《幼主帝纪》记载，齐幼主曾“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如果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这种有贫苦农民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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