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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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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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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博。这种寓税于博的精神首先是在刘晏盐法中得到充分体现的。正如韩愈所说是“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矣。”国家通过商人税于百姓，同时也通过商人获取所需［①ｄ］，这正是寓税于博，或者不妨说是折博精神根本之所在。事实上，刘晏在实行就场专卖的过程中确也运用过折博的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刘晏为了获取绢帛，解决军队的春服问题，便规定商人以绢代盐价，每匹绢可按照“加钱二百”的优惠价计算。这一政策，从商人角度讲，是所谓折纳；而从政府角度，便是以盐偿绢，是所谓“折博”。以后，这一作法就发展为建中年间汴东水陆运盐铁使包结许可商人以“漆器、瑇瑁、绫绮代盐价”、“广虚数以罔上”的折博轻货之制。［②ｄ］此外据知西北边境唐中期以后尚有以盐籴粮的规定，如《唐会要》卷８８《盐铁》所载：
长庆元年（８２１），三月敕，马池每年粜盐收博榷米，以一十五石为定额。此敕表明，长庆元年以前，马池所在的朔方一带，早已实行了商人以米纳榷，而产地折博以盐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西北边境早有和籴之制，据《全唐文》卷４７３陆贽《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称，贞元中就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或托附边将，或依倚职司，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的情况。状中还说到每当和籴之时，有司“多支絺紵充值，穷边寒沍，不任衣裘；绝野萧条，无所货鬻”以及因“经费无余”影响和籴的现象。所以以盐籴米，想来正是原来作法的改良，也是折博方式与和籴制的结合。如此，我们便不难找到北宋使商人“入中刍粟于沿边”的交引制的一个渊源了。
另外，由于上述德宗时包结等允许商人用绢帛及其他轻货向官府购买食盐，“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且此后盐铁使在上报盐利时也以虚代实。造成了盐价的高涨及食盐虚估（官定盐价，以绢帛虚估折算）和实估（市场盐价，以绢帛实钱计算）的巨大差异，由此在官私交易中，以盐或盐利虚估折偿折付的情况便会愈来愈多。《旧唐书》卷１４５《陆长源传》载德宗贞元中宣武留后陆长源主持节度使董晋丧事，“旧制，使长＠（１１），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情大变。”这是以盐价虚估折布实值，从而上下其手，直付以盐的实例。又德宗时的宫市，也由宦官“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值”。［③ｄ］元稹《为河南府百姓诉车状》也称度支付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与脚价，是以“盐利虚估匹段”折给。［④ｄ］此虽均非直偿以盐，却都是通过盐利虚估为本位折算物价的情况。盐利虚估在唐后期长期存在，而盐的支付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它的性质因而有类同货币之处，应当也是勿庸置疑的。
这里，或者也应谈及民间贸易对于政府的盐代币的影响。唐朝由于上面谈及的铜钱等金属货币不足使用等问题，故不仅绢帛作为实物货币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且民间百姓在市场贸易中，也习于各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元稹《钱货议状》称：“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綵、巾帽以相市”［①ｅ］。政府将食盐取代货币及绢帛作为支付的手段，也明显带有这类易货贸易的特色。它适应现实需要，不仅易于且也不得不被百姓所接受。另外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中即说到当时百姓以“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与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②ｅ］可见百姓从来习于以物换盐，而这也正是政府利用盐充当媒介，实行折博进而均输的基础。因为政府可利用商人将所得物再行周转，换取所需的盐钱轻货，而这一点，无疑就是上面所说寓税于博的体现。
不过，盐的支付作用虽于唐盐法已有反映，但这与折博方式的运用毕竟还是两码事。唐后期以盐博米之类的作法不多，且亦有地区限制，这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就场专卖制的实行给商人以贩盐自由，同时政府也比较容易从商销中获取所需物资，因此不仅飞钱使用受到局限，且折博方式也很难得到真正的运用与推广。
但进入五代以后，情况却有所不同了。五代中原地区的盐法已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商运商销已转为以俵配制为主的官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所谓寓税于博，更加变成了强制性的交易。盐的定量配给进一步成为征摧赋税的手段，也可以看作是赋税之余的某种补偿。即以后唐开始普遍实行的蚕盐、屋税盐制而论都是如此。如蚕盐是发放给百姓养蚕和食用，按照户口或田亩定税；屋税盐制是依房产定税；均采取每年一度或二度昇盐，而后随两税征收盐钱的作法。其中放散食盐的数量与税额的多少无疑也有政府规定。所以，这种作法其实便是借配给食盐为名，而以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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