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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的养猪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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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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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曹腾之父曹萌，"以仁厚称，邻人有失豕者，与萌豕相类，诣门认之，萌不与争。后所亡豕者还家，主人大膞，送所认豕，并谢辞萌，萌笑而受之。"(8)曹藤为东汉桓帝时的大宦官，其养子曹嵩是曹操的父亲，曹操籍贯为谯（安徽亳州），因此这段史料反映的应是淮河流域放牧养猪的情况。西北干旱地区则多于山林中放牧。如东汉以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著名的梁鸿，史载其家境贫穷，"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尝之，其主犹以为少。"梁鸿无其他财产，只好以身相抵，做其佣人，为其劳作，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梁鸿乃君子长者，于是共责斥其主人，主人"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9)魏晋南北朝时期牧猪事例极少，但从《齐民要术》的记载着，放牧方式仍居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人口激增，"四海之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0)放牧场所已经很少了，只是在少数国有牧场中还保持着放牧方式。《唐国史补》卷上记载卢杞为虢州刺史，当地有"官猪数千，颇为患"，卢杞上言，唐德宗决定将猪移于同州沙苑，卢杞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唐代后期，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二）圈养
圈养是汉唐养猪业最普遍的养猪方式。这是因为沼泽地毕竟有限，而汉代又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出现了我国人口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人口稠密而又没有沼泽山林的大平原上，土地已全部被开发为良田，象中原一带，在战国后期就"曾无刍牧之地"(11)至汉代地少人多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大部分地区只能采取圈养。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许多湖沼干涸，也导致养猪业中放牧方式的萎缩和圈养比重的增加。另外，前面所列的放牧并非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完全放牧，仍须与圈养相结合，猪群在严冬和初春必须舍饲，晚春夏秋放牧季节也只是白天到野外放牧，晚上仍需回圈息宿，遇有恶劣天气亦要待圈舍饲。当然，圈养会耗费饲料，增加成本，但由此而产生上好的肥料，这对于以种田为生的广大农民又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精耕细作的发展，唐朝时期，养猪积肥的作用更为重要。故汉唐时期的养猪业都离不开圈养。
反映汉唐养猪业普遍采取圈养方式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汉代墓葬中频繁出土的陶猪圈。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苏北鲁南地区，是汉代地下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汉代养猪业最发达的地区，陶猪圈和陶仓是这两地区汉墓出土文物中，能够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的数量最多的种类，徐州地区的汉墓多有陶猪圈出土，养猪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陶猪圈多数与厕所相连（厕所位于上部），养猪积肥的目的得到实物的验证。唐朝认真推行均田制，小农经济兴盛，故小规模的圈养发达。成书于唐朝前朝的《朝野佥载》记载："洪州（近江西南昌）有人蓄猪以至富，因号猪为乌金。"在这里"乌金"应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养猪积造的肥料对于庄稼如同乌金。二是其猪为黑色，人们养猪致富视猪同乌金。
单纯圈养，一般规模较小，个体农民通常是"家二母彘"、"率民养一猪"。但一些富室大户和大城市近郊，也有大规模圈养。如《三辅决录》记载，汉代关中有马氏兄弟五人，看中长安这个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迁居长安郊外，"作客舍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但闻豚声。"(12)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马氏五兄弟已是专业的养猪大户。二、他们采用的是圈养方法。三、长安 乃京师所在，公卿显宦，高门府第，分布其间，而在百姓的民谣俗语中，把马氏五门与"苑中三公，钜下二卿，"相提并论，虽然半真半假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也道出了马氏五兄弟靠养猪发家致富，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虽未逾公卿显宦，但明显已超出平民百姓这一事实。
二、养猪技术
从汉代起，我国人民就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经验，总结出一套较为科学的养猪技术。据有关专家根据各地出土的陶猪和滑石猪对照当代主要猪种研究，在汉代我国就已形成至少五个类型的优良种猪。华北猪：体型较大，头部长且直，耳大下垂。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收藏的陶猪圈，内有一陶猪，外型与华北猪相同，在苏北地区的汉墓中，这种体型的陶猪较为常见，如此看来，华北猪的分布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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