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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的“盛世辉煌”和“市场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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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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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常平仓》载：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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