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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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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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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造三铢钱“，也就是《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所列的“建元五年（前136）行三分钱”的实物见证。钱范印证了《平准书》所载“更铸三铢钱”是准确的，而《年表》所列“行三分钱”的“分”字，就以钱币实物为准，予以更正。
山西绛县、湖南衡阳公行山、河南镇平贾宋镇出土的“三铢”钱，枚重均在2g上下，印证了》平准书》所述“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其用语有别于叙述“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半两，一个“文如其重”，一个“重如其文”，前者是以钱为主体的价值货币，后者是以青铜为称量的当值货币，两者有质的区别，可见司马迁用语之严谨。
1993年10月湖南长沙市砂石公司大庆2号挖砂船，在长沙古城河段采砂时，打捞到银锡合金的龙币、龟币，但未见马币。龙币吴圜形、两面均铸有龙纹，重12.2g；龟币椭形，铸有四足和头、属，背有龟纹，重0.65g。其形状及纹饰特征均与汉时之物相当，应是《平准书》中所载的“白金三品”，但龙币与“重八两”的重量不符。叫人生疑的是：实行货币改革的汉武帝怎么会在改两为铢之后，复以两计重？用语严谨的司马迁怎么会用“重八两”、“重差小”、“复小”作为白金三品的名称呢？显然这里有脱简嫌疑原文是什么？笔者不敢妄断，但可用北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话来进行补正，他说：“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用这样客观的态度，认定长沙出土的龙币、龟币就成为现实了。
在陕西西安东拍梁村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五铢钱范中，有平背的钱模，可证《史记》所载元狩二年始铸的五铢钱同三铢钱一样是平背的。高低堡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一块钱范上，有9枚五铢钱模，钱模上的“五”字相交两笔，不曲、缓曲、弯曲的均有，说明不能以“五”字相交两笔的弯曲程度，作为先后次序的断代依据。（28）
1976年在汉时河南郡国故地洛阳王城公园，发掘出武帝时五铢钱铜范两块，有一块刻14枚钱模，其中穿上横郭2枚、穿下半月4枚、穿上决文（原文叫“小三角”）5枚，无记号的3枚。（29）1983年3月在汉时河南县城城址内，发掘出三块武帝时五铢钱石钱范：第一块有12枚钱模，其中穿上半月1枚，其余无记号；第二块有钱模14枚，其中穿下半8枚、穿下横郭5枚，四角块文1枚、穿插上决文2枚。（30）上述两处遗址出土的钱范，说明武帝前期不但郡国铸钱，郡下的县亦可铸钱。这些钱模除少数未刻记号外，大多有穿上横郭、穿下横郭、穿上半月、穿下半月、穿上决文、四角决文等记号，有的一块钱范上的钱模多达种不同记号，这说明其记号既不是郡别的标记，也不是炉别的标记。
据《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31）一文的介绍：在陕西西安市原汉时的京师上林苑，发现了钟官、六厩、技巧“三官”铸钱遗址，在三桥镇北的技巧铸钱工场，出土了平背五铢钱及面四角决文和穿上横郭的五铢钱范。遗址中未见半两钱及三铢钱，可证该工场如建于停铸三铢钱的元狩初；有建章官基址压于其上，可证该工场废于太初元年二月起建建章官之时。技巧铸钱工场铸行的十余年，正是武帝推行郡国铸钱和“三官”统一铸钱的期间，因此，上述三种钱中有初铸五铢钱及赤侧钱、三官钱。由此可以推断：平背五铢应是元狩二年的初铸钱。元鼎二年初置水衡衡属有钟官令丞，铸钟官赤侧钱。侧仄音同义同，出土的四角决文钱，正合《康熙字典》关于“赤仄”一词的《注》“空尽无物曰赤”，《说文》“不正曰仄”的注释。四角决文钱应是史记中所载“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的赤侧钱。“一当五”初当的小钱，在三官遗址中亦有其钱范出土，小钱与高后荚钱及梁末“鹅眼钱”切然不同，钱径12mm左右，重约1铢（0.65g）钱文清晰穿上有横郭，（32）小五铢是赤侧钱的辅币，只在京师铸造。
技巧铸钱工场遗址出土的钱范，余下一种穿插上带横郭的，那就是元鼎四年废赤侧“专令上林三官铸”的三官五铢钱了。此外，在铸钱遗址中，出土的有昭帝元凤元年（前180）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二十余种有题记的五铢钱范，（33）其钱模面穿上大多有横郭，进一步印证了穿上横郭的是“三官五铢”，并为武帝之后各朝所承袭，此后的五铢钱朱旁头仍方折，但面外郭逐渐由窄变宽。
1995年在山东长清县双乳山发掘出葬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的济北王刘宽墓，出土金饼20枚，金饼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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