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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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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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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中心内凹，边缘上卷，光滑，背面隆起，凸凹不平。其中小型的一枚，外径32mm，重66.5g，其余19枚，外径62-67mm，共重4198g，最重的246.9g，最轻的178.5g，有的刻划“齐王”二字，均置于内棺。（34）
1982年2月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背面中空、底面园形的“麟趾金”7块，共重1841.4g和背面中空、底面椭园形的“马蹄金”8块，共重2973.2g。（35）出土物否定了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认为麟趾“必为五趾，铸金亦必为五趾之形”及“袅蹄小于麟趾”或“均重一斤”的说法。
《汉书》的干扰
《汉书》是班固的《史记》成书之后170余年的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左右，写成的另一部史书。它对《史记》作了一些八月改和补充，在纪伟中加入了事件发生的年月，给史学界引用史料提供了方便，因此，其中的错误之处，对研究者的干扰颇大。现将有关西汉货币部分列举如下：
关于荚钱和五分钱
“汉兴，接秦之弊”，钱币“轻重无常”，造成商品流通的秩序混乱，但高祖画面应付战争，只能“令民铸钱”以应日需，铸币仍轻重不一。至高后“天下初定”，二年以半两即十二铢重的青铜作依据，减去铸造、运输等人工费用及火耗，铸行等值的“八铢钱”，从而统一了中国币制稳定了市场。由于八铢钱体过重，为便于流通使用，六年，铸重四铢的“五分钱”及重一铢的“荚钱”。五分钱形同八铢钱，荚钱薄似榆英。至文帝初年，荚钱已充满市场，以上有出土文物为证，《史记.平准书》也作了“至孝文时，荚钱益多”的记述。
对于上述事实，》汉书.食货志》却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作者班固认为“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钱，是半两青铜重量的铸币，不知是用“轻重无常”的钱币，法定按其文“半两”的当值货币；以为汉兴时因无钱找另，形成了“秦钱重难用”，于是“更令民铸荚钱”。由于班固把发生在高后时期铸荚钱找另的事，提到20余年前的汉兴时期，歪曲了事实真象，起到了褒秦贬汉的作用，给后世的西汉货币研究干扰很大。受其影响的彭信威在《中国货币鸣》中说：“秦半两原重半两，名称虽然不变，可是实重在吕后二年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为四铢，减重三分之一”，“所谓五分钱，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十二铢的五分之一，即二铢四 ，一般人说是荚钱。”彭氏用几分之儿来确定主币与辅币的关系，是继清道光时蔡云之后的又一今古奇谈，持该学说者始终无法指出哪一种钱币是“五分之一钱”，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这种钱。其实“五分钱”的“分”，就是《居延汉简》中钱下设分的“分”，同现今货币角下设“分”没有两样；“五分钱”是值半个“八铢半两”的辅币，不是重“二铢四 ”的“荚钱”。
关于四铢半两与三铢钱
《汉书.食货志》说：“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寿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考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误成“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参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对此，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记》“半两----三铢----五铢”的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园园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但荀悦没有说明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是继承哪一种半两钱。据王裕巽《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说：“三铢钱概为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式，与武帝始铸于建元五年，罢销于元狩四年的武帝半两钱铸式全同。”（36）那么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即承接“有外轮的半两钱”了。现有湖北江陵168号汉墓出土物证实，有外郭的关两钱，在文帝时早已铸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铢）钱”时被罢总收入之物，怎么成了“始铸于建元五年”的“有外轮”的半两钱呢？因此，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就成了无稽之谈了。&nb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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