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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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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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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汉书》干扰的彭信威不能辩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的“分”字是“铢”字之误，他在《中国货币史》中写道：“武帝建元元年铸三铢钱，五年又行半两钱，或三分钱”，“三分钱是十二铢的三分之一，即四铢，仍旧是四铢半两”，“元狩五年铸五铢钱”。这里所述时间错误暂且不说，其衔接关系又回到了“三铢----半两----五铢”说，并且用十二铢的三分之一来套四铢半两，太显削足适履。
根据《史记》中的有关记述，经出土文物印证：文帝五年继无郭半两钱之后，铸行有郭的四铢半两，后四十年，至武帝建元五年更铸三铢钱，其钱有二式：一为五分钱式，背平，面无外郭；一为四铢半两式，背平，面有外郭。三铢钱与后行的五铢钱重量不合，经“诸郡国所有铸钱皆废销之”的政令之后，存世无几，加上在行用期间，未发生大规模的歼屠战事无需入土窖藏，从而三铢钱迄今已成了罕见之品。
关于五铢钱及其郡国、赤侧、三官钱
五铢钱初铸于何时？《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此后的权威著作均承其伎叙述。此说是否符合事实，应以当事人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依据来进行论证。然而《史记》不同于《汉书》它未标明具体年月，但细心读来，文中对五铢钱的铸行时间还是有明确记述的。
《史记》原文中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铸钟官赤侧”，“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同书载有“汤有罪自杀”在元鼎二年（前115）。按以上资料用逆推汉法可知：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白金终废不行”，向前逆推“岁余”即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初“铸钟官赤侧”，再向前逆推“五岁”即公元前121年，正应《史记.酷使列传.张汤》中的《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同书还载“元鼎二年（前115）汤有罪自杀”，“其后二岁（元鼎四年），赤侧钱贱......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上述《史记》原文对白金三品和五铢钱及其赤侧、三官钱的铸行废止时间，均交待得明明白白，可见《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是错误的。其实是：元狩二年（前121）京师与郡国同时罢三铢钱，开铸五铢钱，该钱开始承三铢钱式，均背平，分面无外郭和面有外郭两种，随后“周郭其下”，即在钱背面加铸周郭以防磨取铜屑。元鼎元年（前116）京师加料开铸面四角决文的赤侧钱及其铺币小五铢，同时，郡县按钟官颁样开铸穿上或穿下横郭、穿上或穿下半月、穿上或穿四角决文等记号的五铢钱，至元鼎四年（前113）废销郡国所铸的钱币，将铜输京师铸“三官”五铢，统一用穿上横郭作记号，废赤侧钱一当五制，面四角决文的加料五铢钱与“三官”钱等价流通，京师停铸小五铢。
西汉时，黄金用于储藏、赏赐、赎罪等等，发生量相当大，用时“黄金一斤值万钱”计价，它是宝物不是货币；皮币和“白金三品”是“摧浮淫并兼之徒”的政治经济手段，也不是货币，只有铜钱才是通用货币。汉兴时期，接秦之弊，铸行轻重不一的当值半两铜钱，经高后改良，铸行“八铢半两”及其重四铢的辅币“五分钱”和重一铢的“荚钱”，这是一套以材料、费用、人工等于半两青铜的等值货币，至文帝虽从俗用“半两”为钱名，但实行“以钱为累”的货币政策，凡物以钱为标准定价，钱币脱离了与青铜重量等价的关系，青铜只是一种币材，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钱币才真正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成功地完善了中国货币制度，为此后的历代朝政所承袭。
可是，对于西汉货币的记述，自《史记》之后的《汉书》、《前汉纪》等史书，一次比一次混乱，简直成了个大迷宫，一簇又一簇的迷团把研究者弄得迷惑不解，本人就是隐在那迷宫之中，沿着出土文物一线曙光，用“引史论钱，以钱正史”的方法走出来的。当头脑清醒之后，整理了一下《史记.平准书》的错简，纲举目张地斥“汉兴更铸荚钱论”，斥“高后、文帝铸币减重论”，斥“五分之一、三分之一钱币论”，斥“三铢铸行二度论”，斥“元狩五年初铸五铢论”，从而形成了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现抛砖引玉，以求师教，盼能经百家争鸣予以论证，使用权其成果对中国经济史、货币史以及考古断代研究，起点参考作用。
注释：
（1）（2）（3）（5）（6）（7）（9）（10）（11）（12）（14）（15）（17）（18）《史记.平准书》
（4）（8）（16）《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n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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