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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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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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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阔的发展场所。农 业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 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人们生气勃勃地为着财利而熙来攘往。社会经济 的发展，使司马迁有可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分析社会经济活动问题。他把社 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是符合“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他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 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符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认为它的发展和自然现象一样地受一 种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决定于政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人民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 、交换，本来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活动，本来是无须乎后来才强加于其上的“政教”之类 的压迫势力的干扰的。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 只 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 律和自然规律的倾向。不过，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已经颇为值得珍视。
（三）
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 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与古代的传 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批评司马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我们认 为 ，班固这段话是十分偏颇的。司马迁的这种“此其所蔽”，非但不为过错，而且正是他不受 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去旧立新的创作精神的表现，正是他十分可贵之处。别的且不说，我们 仍然以《货殖列传》为例，货殖是指包含着一部分手工业活动的商业活动说的。前人把商业 活动分为两种，行者曰商，居者曰贾，行者是贩运货物到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居者是在各都 市或村镇开设铺店做买卖的商人。无论行者或居者，都是想靠做买卖来发财致富，换句话说 就是以求利为主。求利是不合于孔孟之道的。《论语》记载“子（指孔子）罕言利”的话，又 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 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可见孔孟之道是反对言利的。反对言利就必须要反对专以言利 为宗旨的商人。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这个传统，到汉初几十年内，就 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 ，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并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 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和在农业上的出路。司马迁对于商人是怎样看待的 呢?《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 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 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 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 ，不能不说有独到的见地，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要发展工商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增加商品的生产、交换，自然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这主要是减少对商品生产、流通、交换的限制，采取以经济放任为主的政策。因此司马迁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措施表示赞同，以为这样能使“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不加 干涉。司马迁这些思想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 的依赖性为特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60页。）的封建主义社会早期提出，却和近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等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相差不远，真是卓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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