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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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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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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成功的间作范例。
这一时期蔬菜种植向精耕细作发展，还表现在普遍实行畦种。《齐民要术·种葵》篇记载了作畦及下种的方法：“畦长两步，广一步（大则水难均，又不用人足入）。深掘，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铁齿耙耧令熟，足踏使坚平；下水，令彻泽。水尽，下葵子，又以熟粪和土覆其上，令厚一寸余。”贾思勰随后注释道：“凡畦种之物，治畦皆如种葵法。”在《种韭》篇又说：“治畦，下水，粪覆，悉与葵同。”可知《种葵》所言是标准的作畦法，而所达到的精耕细作程度，当代也不过如此。畦种法对灌溉要求较高，北方种菜主要依靠井灌满足要求。贾思勰在《种葵》篇说，在大城市近郊可以“负郭良田三十亩”大规模种植冬葵，“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上设桔槔和辘轳。长条形地作井一行，方正土地可安排二到三行，井位要对正，距离要相当，保证所有菜畦都能浇上水，以获取土地利用的最大效益。
这一时期。播种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汉代北方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的成就主要是确立了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技术，魏晋南北朝则在完善和提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贡献。
《齐民要术》在中国农业史上首先提出了测定种子发芽率的方法。《种麻》篇向人们推荐用口含方法测定白麻子的好坏，言“白麻子为雄麻，颜色虽白，啮破枯燥无膏润者，秕子也，亦不中种。市籴者，口含少时，颜色如旧者佳；如变黑者，”。这里讲的是两种情况，前者用牙齿去除麻子外壳，咬破种仁，根据其含油多少，确定其是否为不具备发芽能力的秕子；后者是以口含后的颜色变化区别其好坏。《种韭》篇劝人们到市上买韭菜种子宜先做测试，“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齐民要术》又提出浸泡催芽法。粮食作物中惟稻需要催芽，《水稻》篇曰：“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chúan＠⑥（草编或竹编之容器）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中的种子处理，亦采取同样方法，只不过要求芽略短一些，以利耧耩。这种水稻催芽法由于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沿用。
这一时期在作物播种期确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我国传统农业历来重视农时，两汉时期大多数作物都有了播种期的记载，但线条较粗，比较模糊。以禾粟为例：
《fán＠⑦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
《说文》曰：“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谓之禾。”
崔shí＠⑧曰：“二月三月，可种植禾。”
在《齐民要术》中，已把粟、黍、稷、春大豆、小豆、大麦、小麦、水稻、旱稻、麻、麻子、胡麻、瓜等作物的播种期由月具体到旬，并有了“上时”、“中时”，“下时”之分。“上时”是播种最适宜的时间，“中时”次之，“下时”最次。仍以禾粟为例，《种谷》篇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三时的出现，对农业夺取高产更具指导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时期[13]，对北方农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面对气候变冷导致霜期提前、作物生长期拉长等情况，北朝人民采取提前播种的办法。如粟，在西汉是三月份初播，而在《齐民要术》中，首播时间已提前至二月上旬；大豆的首播时间也从汉代的三月提前到二月中旬。[14]“上时”、“中时”、“下时”的划分，可以说也有应对气候变冷的成分。
三 畜牧业的发展与北方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先后分布着匈奴、鲜卑、羯、氐、羌、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内地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我国北方农业中，一直含有较多的畜牧业成分。司马迁在谈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时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广阔的内地则是“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2]（《货殖列传》）。畜牧业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门类，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同于游牧地区那种单纯的畜牧业，而是一种基于农业、包含于农业的经济成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基于农业的畜牧业其发展达到了顶点。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北方畜牧业随着游牧民族进入而发展的轨迹。三国时期，匈奴已进入华北，曹魏模仿汉代的五属国，将进入山西的匈奴分为五部进行统治。十六国时期，“五胡”大举进入内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淝水之战”后，鲜卑拓跋氏崛起于代北，439年统一北方，其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多的鲜卑人来到中原腹地，这是汉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游牧民族内徙。一批又一批的内迁民族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牲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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