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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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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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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气候的异常波动都可能独自或共同使黄河暴发水灾，但即使这三个条件都同时成立，黄河也不一定就会暴发发水灾，因为它们既不是使黄河水灾成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在这三个条件下政府能够组织人力对河道进行治理，采取防洪措施，提高抗洪标准，黄河就不一定会暴发水灾。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种水患防治制度的实施，使得黄河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就是水患需要制度防治的极好证明。笔者不揣冒昧，认为要解释西汉时期黄河水灾频发原因还需从当时政府的防治制度入手，挖掘出当时社会没有防治住水患的原因，故提出以下浅见，敬请方家指正。
二、西汉黄河水患防治制度变迁
先秦时期黄河水患虽不严重，但当时还是建立了粗略的水患防治制度。在黄河没有设立人工堤岸之前，黄河泛滥容易使两岸庄稼受害，人民受苦。当人们意识到黄河能养育两岸人民也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后，逐渐组织起来，在黄河两岸修建人工堤岸，防止水患的发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饱受水患之苦的劳动人民已经在黄河两岸开始大规模筑起堤岸。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决通堤防”[12]，在对河道疏通的同时也加固了堤岸，这些治理都有效地减少了水患的发生。
西汉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盛世，有能力集中全国的人员、物质防治黄河水患，所以，西汉黄河水患防治制度具有与先秦时期不同的特点，更具有效果。
西汉初期政府并不重视黄河水患的防治，一直到文帝十二年，黄河凌汛造成东郡决口，政府才征发东郡卒堵塞，拉开了西汉黄河防治的序幕。随着黄河水患的渐次发生，政府逐步建立起一套防治制度。
西汉黄河水患防治制度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创新阶段（从文帝至武帝时期）。
文帝时期黄河决口的堵塞的意义只是宣布了西汉政府治理黄河的开始，其他意义并不大。这项工程规模小，仅征发当地的卒就已足够堵塞住决口，与先秦时期的工程相比并无多少进步之处。先秦时期黄河属于各诸侯国分段管辖，其水患防治制度受当时社会环境限制。西汉时期，黄河属于整个帝国统一管理，如果还实行先秦时期的分段管理制度，“以邻为壑”的悲剧还会在濒河郡国重演。所以，西汉时期的防治制度必须创新才能更加有效。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开始于武帝时期。
武帝时期黄河至少发生了三次水患，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效率的水患防治制度的出现成为必然。
武帝时期共有两次大型治河行动。《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此次治河不成功后，武帝准备派人重新堵塞，但遭到了丞相田蚡等人的阻挠，由于各种原因[13]，致使瓠子决口泛滥了二十多年。
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下定决心堵塞瓠子决口，派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武帝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当时，东郡烧草，薪柴少，于是改用淇园之竹以为揵，取得良好效果，决口堵住了。
通过文帝和武帝时期的治河，我们发现当时防治制度的特点是：
第一、工程的负责人属临时性差遣，其本职工作与治水无关。
武帝元光三年治河的负责人为汲黯和郑当时。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下，元光三年时汲黯任主爵都尉，郑当时为詹事。主爵都尉掌列侯，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本来与治水无关，是临时性从长安派往治河工地的。武帝元封二年领导堵塞瓠子决口的汲仁、郭昌也同样属于临时差遣的。据藤田胜久先生分析，汲仁为汲黯之弟，元鼎五年（前112年）汲黯死后列为九卿，数年后从事此工程；郭昌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二年秋以将军率巴蜀之兵平西南夷，因此郭昌应是以校尉或将军的身份临时受命负责治水工程[14]。
第二、劳动者主要由卒组成，显示出军事土木工程的特色。
三次堵口的劳动者至少两次是卒[15]。秦汉时期，“卒”是指征集自兵役或力役中的平民[16]。用卒劳动有什么益处呢？藤田胜久先生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军队即已拥有军事土木工程的技术及组织形态。其工程内容有构筑城郭、修筑长城、挖掘堑壕、建设道路、营造池陂等，为汉代水利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准备。……水工是隶属于军队的水利技术者，从事水利土木工程的技术指导。因此从战国时代到前汉，军队的存在具有对付黄河溃决之非常期的作用。况且军队实施工程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可以不受每年农忙期的制约，工程区域也无一定的限定，劳动力的来源也正好是正卒。战国时代的军事土木工程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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