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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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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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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关系
以上简要探讨了西汉治河制度的变迁脉络，那么，黄河水患频发与治河制度之间有何关系呢？从当时的事实看，治河制度坚持得好，黄河水患容易得到有效防治，水患频率也低；治河制度得不到重视，制度僵滞，水灾就得不到治理，水灾发生频率也高。成帝以后，由于前面所述三种原因，治河制度得不到坚持，造成当时黄河频繁决溢。其时当时政府是有能力治理黄河的。王延世两次治河成功就是鲜明例证。《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载：“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王延世还运用了比汉武帝时更为先进的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制度的监控下，政府能够掌握黄河的大量信息，对黄河今后是否泛滥做出有效预测。哀帝时期，虽然制度僵滞，但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31]。平当将经书与现实结合，在循行过程中发现了黄河经常泛滥的原因，哀帝初，上奏阐述：“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32]。可见，平当是因为精通《禹贡》才领河防事务，并依职务要求提出了治河的合理建议。
治河制度的有效性我们在东汉时期能够得到更好的验证。
东汉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流五百多年的原因很多，其成功之处至少包括以下三项。
其一、政府重新注重有治水经验者。东汉时，虽然依经治河的观念仍然存在，但并没有对实际治河起掣肘作用。汉明帝汲取了西汉派精通《禹贡》却没有实际治水经验的儒生治河制度失败的教训，在派遣王景时是经过充分考虑的。王景是因为有治水经验而受到明帝差遣的。王景少学《易》，好天文术数之事，在专管水利土木工程的司空府任职，明帝曾派其与将作谒者王吴共同修作浚仪渠，取得了成功。永平十二年议论治河时，明帝专门召见王景，问其治河道理，对其进行考核。王景应对有方，博得明帝赞赏。明帝还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供其参考。精通《禹贡》此时变得次要。
其二、王景在工作中没有泥经拘古。他也精通《禹贡》、《山海经》等水利著作，但能够大胆将黄河下游河道拉直，走黄河在《禹贡》中没有走过的水道。
其三、治河成功后对黄河治理制度的重新设置。明帝“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33]。明帝政府认识到制度的益处，重新恢复西汉时的黄河水利衙门，并设河堤谒者。《风俗通义·四渎》：“河堤谒者掌四渎”，有学者即认为河堤谒者“主管河川水利”[34]。河堤谒者在东汉时是常设水利官员。《大唐六典》卷二十三《都水监》条言，东汉置河堤谒者五人。河堤使者、河堤都尉是早在西汉时就已参与河堤治理的政府官员，河堤谒者也曾参与河堤修筑。《水经注》卷八《济水》引《汉官仪》云酸枣县有“旧河堤谒者居之”。《水经注》言有碑云：“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诲，疏达河川，遹荒庶土，往大河冲塞，侵齧金堤，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坏隤无已，功消亿万，请以滨河郡徒，疏山采石，垒以为障。功业既就，徭役用息。未祥诏书，许诲立功府卿，规基经始。诏策加命，迁在沇州。乃简朱轩授使司马登，令缵茂前绪，称遂休功。”①
其四、东汉多次巩固河堤，防患于未然。除上述阳嘉年间治河外，其它还有灵帝建宁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35]。
四、余 论
西汉时期属于我国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开创时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本就不完善，加上又不认真坚持制度，遂不能遏制水患的频发。西汉黄河水灾得不到有效治理，直接影响到东汉建国初长时期的水患。水患时间长，一方面造成的损失很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以后的治理。王莽时期许多人提出治河的对策，但政府并没有予以采纳。桓谭总结这些对策说：“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36]马大英先生认为桓谭所说的黄河较大根治工程需费数亿钱，“怕是对西汉治理黄河费用的总结，不是一个任意估计数字。”[37]但到东汉王景治河时，劳动力数十万历时一年才完工，在很节省的情况下的仍然要花费百亿。即使当时有通货膨胀原因（王莽时的通货膨胀应该更严重），百亿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可见，西汉黄河水患未能及时治理对后代的影响有多大！
[1] 《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69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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