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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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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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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规模的黄河治水工程在形态上的相似，表明后者乃是前者的扩展，是由平时的军事土木工程向非常时的黄河治水工程的转换。”[17]可能正是因为卒军事劳动的专业化，几次黄河堵口、修堤都很成功，当元光三年换成徒堵塞时，就出现堤再次决坏的情况。
用卒治河的制度在以后得到继承。宣帝时期、成帝时期和东汉明帝时期治河的劳动者都是卒。
第三、大型治河行动都由中央政府组织。
除文帝时是由当地政府东郡组织外，武帝时两次都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这种中央政府防治制度的确立与地方防治效率不高有关。武帝元光三年治河失败后，中央政府曾因各种因素没有再次组织治河。《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说明地方政府在这段时期曾经多次组织治河，但效果并不好，耗费也大。直到元封二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才治河成功。以后的几次大水灾也是由国家出面治理才得以成功。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完成治河工程，是因为治河工程是公共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组织治理可以节约资源，降低治理成本，几万人就可以堵塞决口了。如果地方政府治理，即使浪费资财不可胜计，还是不易治理成功。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在这种经营方式下，所耕种的土地是少量的、小块的，因而所能积累的资金有限。但任何一个水利工程或水利设施的受益者不是一家一户，而是几千几万家农户，乃至几个县、几个州或郡，几个省区，其所需资金和所需人工物料等都是十分巨大的。这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户之间的联合所能筹措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可以运用强有力的政权进行统一筹划，这样就可以节约成本。
2、均衡阶段（昭帝到元帝时期）。
由于文帝、武帝时期，特别是武帝时期水患防治制度的创立，昭帝、宣帝和元帝享受了制度带来的效益，黄河在此时期不过决口一两次。制度在此时还有了改进，更便于防治水灾。昭帝时期既没有发生过黄河决溢，也不见由政府治河的记载，故实不知昭帝时期是否继承了武帝时期的治河制度。但宣帝以后确实将武帝时期的创新继承和发展下来，使得治河制度达到高效，水患很少发生，治河制度进入均衡阶段。
从文献中可以发现，文帝时期、武帝时期和成帝时期治河仅仅是堵塞决口，工程期限短，完工后没有维修和保养河堤的记载。宣帝时郭昌穿渠则是未雨绸缪的行动，是对黄河堤岸进行维修和保养的开始。
宣帝地节年间，“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18]郭昌以光禄大夫身份主持清河郡穿渠工作。光禄大夫属光禄勋，掌议论，本应与领导治水工程无关，单从本身职务来看，也是临时差遣。但临时差遣其实已经蕴含着制度化。郭昌曾经以校尉或将军身分临时差遣治河，其为光禄大夫时仍被派去穿渠，可见当时政府是非常注重治水经验的。
3、僵滞阶段（成帝到王莽时期）。
西汉水利官署一直在演变。太常、大司农、少府、内史、主爵中尉等都设有主管“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都水长丞[19]。汉武帝时，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20]。但还没有专管黄河水利的衙署。据《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 29年）派遣河堤使者王延世治河。这是“河堤使者”官名在史籍中的第一次出现。按当时派遣此官前去治河，则此官名至少在这以前就已出现。在成帝时期，还出现了“河堤都尉”[21]官名，说明当时已经建立了一套防止黄河水患的人事制度。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领导，再好的制度都起不了效果。完全依靠制度，制度的僵滞有时会反过来起负面影响。成帝时期，黄河水患制度开始出现僵滞，不能有效防治水患。此阶段制度僵滞有三个原因：
一是工程负责人人依经办事，僵化理解河道治理。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元帝时代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22]。为了更有效防止水患，逐渐形成了依经治水制度。《尚书·禹贡》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地理著作，记述了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迹，为后世治理河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成为汉代治水的根据之一[23]。依经治水制度使得政府在选拔治水工程负责人时偏好精通《禹贡》的学者。从临时委派官员到由一定标准选拔治水人才，是一大进步。有依据本可使治河更有效率，但《禹贡》毕竟没有完全反映当时黄河的实际情况，如果盲目依经办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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